作者 沈志华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中对峙和冲突的一种特定形式，“冷战”至少具有两个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特征：其一是具备浓厚的意识形态背景，即对立双方都把自身的制度和价值取向作为一面旗帜，强调对方存在的非正义性，尽管意识形态本身未必就是他们各自对外政策的终极目标；其二是表现为明显的全面同盟形式，即对立双方都是以形成某种政治、军事的国际集团方式参与冷战的，而美国和苏联则分别成为这两大阵营的首领。亚洲的冷战同样具有这两个特征，这在朝鲜战争中体现得尤为突出。
关于意识形态在冷战中的作用和地位，是国际历史学界长期讨论的题目之一，至于对冷战（特别是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关系的研究，学者们讨论较多的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如中苏关系，而对于大国与小国之间关系的发展变化，则相对较少专门的研究。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是朝鲜战争期间中国与朝鲜的关系，作为亚洲冷战中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与小国的关系，这一案例无疑具有典型意义。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过去人们只知道中朝两国唇齿相依，患难与共，在战争中培养起鲜血凝成的友谊，却不了解中朝高层之间也存在着重大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些矛盾和分歧及其解决方式，与冷战在亚洲的格局有着密切关系。
本文拟依据档案文献和当事人的回忆，披露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关系的紧张状态，及其得以缓解的途径，以便使人们对此期中朝关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限于篇幅，这里无法分析这种紧张状态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以及对亚洲冷战格局未来发展的影响，但希望本文的论述将为进一步研究和分析提供有益的前提。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问题
关于中国出兵朝鲜的过程，通过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中俄双方档案材料的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一致的看法，其中包括中国领导人（至少是毛泽东本人）早在战争之前和初期就有心援助朝鲜。而人们不太清楚的是，直到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之前，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方面提供援助的愿望始终拒之门外。
1950年1月底，斯大林突然一反常态，同意金日成到莫斯科来商谈以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问题。在4月10-25日苏朝领导人举行的三次会谈中，斯大林强调，对南方采取军事行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美国不进行干预，其次是获得中国领导人的支持。金日成保证，由于有苏联和中国作后盾，美国不会冒险发动一场大的战争。而毛泽东一向支持朝鲜解放全国的想法，并多次表示，中国革命成功之后将帮助朝鲜，如果需要还可以提供部队。但金日成相信，他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军队统一朝鲜。斯大林反复强调，苏联不准备直接卷入朝鲜事件，特别是如果美国冒险把部队派到朝鲜，金必须同毛泽东进行商议并获得支持。
5月13日，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通报了他准备进攻南方的计划。尽管毛泽东对此感到意外，但在收到斯大林14日的电报后，仍然表示了支持的态度。在15日与金日成的会谈中，毛泽东建议朝鲜人民军要速战速决，对大城市要迂回而不要恋战，要集中力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毛泽东解释说，他曾设想朝鲜在中国攻占了台湾以后再开始进攻南方，那时中国就可以给予朝鲜以充分的支援。但既然朝鲜决定现在就打，而这又是我们共同的事业，那么他表示同意并准备给予必要的协助。毛泽东指出，如果美国人亲自参战，中国将派出部队帮助北朝鲜，还问，是否需要向中朝边境调一些中国军队，是否需要提供武器弹药。金日成对这些建议表示感谢，但没有接受。在金日成看来，既然莫斯科已经答应给予全部必要的援助，他此番来中国，只是奉斯大林之命取得毛泽东对发动战争的认可。因此，会谈刚刚结束，金日成即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称，在会谈的所有问题上都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在踌躇满志的金日成面前，毛泽东的尴尬处境是可以想见的。
战争果然在没有事先通知中国的情况下爆发了，毛泽东甚至是从外国报纸上得知这一消息的。尽管中国领导人对此颇有不满，但在美国直接参与战争的情况下，还是表示要支持北朝鲜。7月初，中国政府同意将东北军区部队中的200名朝鲜籍干部送回朝鲜，以便加强人民军的干部素质。同时，周恩来还向罗申表示，中国同意苏联政府提出的请求允许经长春铁路和中国领空向朝鲜运送军用物资的要求。中国领导人特别向苏联提出了为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7月2日，周恩来会见罗申时通报了中国对朝鲜战局的估计：美国可能向朝鲜增兵，在南方一些港口登陆，并沿铁路线北进。建议人民军加速南进，占领这些港口，尤其是应在仁川地区组织强大的防御，保卫汉城，并防止美军陆战队在此登陆。周恩来一方面抱怨朝鲜领导人无视毛泽东屡次提出的美国将进行军事干涉的警告，一方面又强调，如果美军越过三八线，中国将组成穿着人民军制服的志愿军对抗美军。周还说，目前在东北已集中了3个军12万人的兵力，希望苏联能够提供空军掩护。7月4日，中国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甚至向罗申讲述了如何通过山东半岛的港口将北朝鲜军队运往南朝鲜，以及如何将中国的军事专家送到南朝鲜战场帮助朝鲜人民军的具体设想。[NextPage]对于中国的建议，斯大林马上表态支持：“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到中朝边界是正确的，以便当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在朝鲜开展志愿军的行动。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斯大林还催促中国尽快派代表到朝鲜，以便加强联系和解决问题。此时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尚在国内养病，为了保持与朝鲜方面的联系，周恩来早在6月30日就临时改派原定去东德工作的柴军武（后改名柴成文）以政务参赞名义去朝鲜。临行前，周恩来指出：“现在朝鲜人民处在斗争的第一线，要向朝鲜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么事需要我们做，请他们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去做。
保持两党两军之间的联系并及时了解战场的变化，是当前使馆的主要任务。“然而，朝鲜领导人却对中国使馆采取了封锁消息的作法。据柴成文回忆，当他7月10日到达平壤后，金日成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还指定人民军总政治局副局长徐辉每天向中国武官介绍一次战场情况。但不久中国使馆便发现，徐辉所谈的情况，绝大多数都是朝鲜当晚对外广播的战报，而柴也不可能经常见到朝鲜最高领导人。对于中国使馆提出派副武官到人民军部队参观学习的请求，朝鲜方面则一直拖而不答。在同其他朝方人员的接触中，柴感到军事情报对于中国人基本上是个禁区。尽管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曾在中国工作过，此时常到使馆吃中国饭，但显然是受到纪律的严格约束，他也从不谈及内部的军事情况。与此同时，中国军队拟派往朝鲜了解情况的参谋团，也遭到拒绝。
然而，战事的拖延使中国领导人越来越感到必须做好出兵援朝的准备。8月11日，已经集中在东北的第13兵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所属各军、师干部会议。高岗在会上充分阐述了准备出国作战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必须主动地、积极地援助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解放，使朝鲜成为独立、民主、统一的国家：“到朝鲜去是以志愿军的名义出现，穿朝鲜服装，用朝鲜番号，打朝鲜人民军的旗帜，主要干部改用朝鲜名字”；各项准备均应专人负责，严格检查，限期完成。8月19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来华帮助修订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尤金院士长谈，其中特别谈到，如果美军继续增兵，仅靠北朝鲜是对付不了的，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只有这样才能打败美军，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最新情报表明，美国决心大规模增加在朝鲜的兵力。中国领导人也直接提醒朝鲜方面对战争要做好最坏的准备，尽管没有明确提出中国出兵的问题，但言外之意是可以领会的。毛泽东在8月和9月初两次接见朝鲜代表李相朝讨论战争形势，指出人民军的错误在于没有建立足够的预备队而是全线平均分配兵力，不去歼灭敌人而只想击退敌人夺取领土。毛泽东还特别指出，仁川-汉城和南浦-平壤这样的主要枢纽地区可能遭到敌人袭击，应考虑到将来退却和重新部署兵力的问题。刘少奇也指出应当让人民作好战争可能旷日持久拖延下去的思想准备。
对于中国方面的建议，甚至包括苏联军事顾问的警告，朝鲜领导人置若罔闻。究其原因，第一，对战局的估计过于乐观。当9月4日柴成文直接向金日成提出战争正处于胶着状态时，他很有信心地说，釜山战役已经开始，当精干的突击部队上去后，就会打破僵局；当问道美军有无可能在后方登陆时，金日成肯定地回答：“我们估计美军目前反攻尚不可能，他没有较大兵力的增援，在我后方港口登陆是困难的。”第二，普遍存在着速胜论和冒险主义倾向。
柴成文报告说，朝鲜领导人开始没有考虑到美国出兵，预计一个月结束战争。及至美军参战后，又提出“八一五前解决问题、8月要成为胜利月”等口号。从动员大批技术工人和学生入伍，以及人力、财力严重浪费等情况可以看出，完全是孤注一掷的拼命打算。9月10日，柴成文回国汇报后再次返回平壤，并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紧急向金日成报告，希望朝鲜军队考虑战略退却的问题。金日成的回答是：“我从未考虑过后退。”
在当时的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军队及时出动，无论是在后方防御美军登陆，还是在釜山前线协助进攻，都会明显地影响战局发展。然而，由于中朝双方对战争局势的判断和战略安排存在重大分歧，即使没有其他的原因（如金日成对中国出兵心存顾忌），朝鲜方面也不会考虑请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
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成功以后，局势立即发生了严重变化，中国领导人感到派兵赴朝参战已经不可避免。9月18日，周恩来会见了苏联大使和军事顾问。周恩来首先询问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并抱怨说，中国领导人除了报纸上公布的材料和平壤电台的报道外，不掌握任何情况，甚至驻平壤的中国大使也收不到关于军事形势的作战通报。周恩来还指出，在军事问题上同北朝鲜领导人的接触很少，中国方面根本不了解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中国曾试图派一些高级军事干部去北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周恩来建议，如果人民军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就应将主力北撤，并建立突击部队以备万一；应当利用西方对中国和苏联参战的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罗申答应立即报告莫斯科，还建议派一位负责干部去朝鲜弄清情况，消除误会。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方面没有向北京提供军事情报是“不正常的”，但原因是他们没有经验。至于目前的军事部署，同意中国提出的朝鲜人民军主力北撤的建议。
9月21日刘少奇进一步向罗申表示，中国军队士气高昂，如果需要，他们愿意，也有信心打败美军。中国领导人认为，如果美国威胁到北朝鲜的生存，中国必须帮助朝鲜同志。同日，周恩来告诉罗申，除了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准备长期作战”的讲话外，北京还没有收到平壤的其他消息。尽管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代表扎哈罗夫大将也曾劝说金日成向中国求援，但朝鲜方面对此始终毫无反应。直到9月28日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才做出请求苏联和中国出兵的决定。经过激烈的争论，政治局一致认为，汉城陷落后已无法阻止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如果他们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残余部队也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战争将在很短时间内结束。北朝鲜领导人一致同意要求苏联和中国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并通过了递交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两封正式信件。即使如此，朝鲜领导人也是先试探莫斯科的态度。第二天，金日成就如何向斯大林求救而征求苏联大使什特科夫的意见，在什特科夫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后，感到“混乱、失落和绝望”的金日成和朴宪永不得不硬着头皮给斯大林发出了信件。10月1日斯大林回电表示，提供援助的最好形式是派遣志愿军，而且首先需要同中国商量。万般无奈的金日成于当天深夜紧急召见中国大使，要求中国尽快派已集结在鸭绿江边的第13兵团过江，支援朝鲜作战。
根据上述情况分析，朝鲜领导人从内心是拒绝中国直接提供军事援助的，分析个中原因，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是金日成过于自信，对局势的估计也过于乐观；其二是中朝两国历史上存在的特殊关系使得朝鲜领导人对于中国出兵有某种担心和忧虑，所以金日成宁可依赖苏联也不愿中国插手朝鲜事务。这两个问题在中国出兵朝鲜以后仍然困扰着中朝关系。
中朝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虽然由于中国领导层内部的意见分歧和苏联在出动空军的问题上犹豫不决，10月1日至18日期间，中国派兵赴朝作战的行动一再受阻和出现反复，但毛泽东本人的决心从来没有改变。在周恩来赴苏与斯大林讨论武器装备和空军援助的问题时，中朝已经开始商谈中国出兵的具体事宜了。
不过，因情况紧急，双方并未就出兵后的指挥、通信、补给、运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更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0月8日毛泽东即致电金日成，通知中国已决定出兵，并要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和高岗商议志愿军入朝诸项事宜。当日黄昏朴赶到沈阳，但并未谈及志愿军入朝的具体事项，只是根据金日成的要求，称美国正在朝鲜继续增兵，催促中国部队立即出动，控制咸兴和新安州。至于后勤问题，仅提出志愿军入朝后一律使用朝币，以后再按比值偿还，所用柴草一律由当地政府采购，按市价提供。朴一禹还说，目前金日成在德川，金的意见是志愿军的指挥所也设在那里。这就涉及到了对中朝军队的统一指挥问题。
据柴成文观察，金日成开始的想法比较简单，即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请求中国出动军队帮助朝鲜顶一阵，这样，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当他得知中国准备派几十万部队分批入朝作战后，才感到事情重大。显然，由朝鲜人来指挥中国军队是不现实的。因此，金日成只是提出双方指挥所合在一起。
彭德怀当然另有一番考虑。首先，斯大林在10月1日建议中国出兵的电报中明确表示，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其次，在朝鲜的所见所闻，实在令人对朝鲜人的军事指挥能力担忧。彭德怀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中反映，“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等等。后来彭曾对柴成文讲：“我要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啊！”因此，在彭德怀看来，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至于对朝鲜军队的指挥，一则不了解朝鲜方面的主张，二则人民军主力部队已经溃散，新兵正在中国境内整训，尚无法直接参与军事行动，此时还不宜提出。于是，当10月21日彭、金在大榆洞第一次会面时，双方均未提出统一指挥问题，只是在谈到两军如何配合时，金日成同意派朴一禹驻彭处保持联络。
10月25日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朴一禹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党委副书记。
随着战事发展，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渐渐提到议事日程上。在第一次战役期间，彭德怀屡次报告，因中朝之间缺乏协调——语言不通、地形不熟、朝鲜党政军民撤退堵塞道路等等，“志愿军行军作战受阻”。特别是还多次发生人民军误击志愿军的事件。如11月4日志愿军第39军在博川东南围攻美第24师时，遭到奉命向顺川挺进的人民军坦克师的误击，致使被围之敌逃脱。在物资供给、交通运输等方面，由于没有统一的协调指挥，也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为此，彭德怀通过北京委托中国使馆人员向金日成提出作战中的协调统一问题，希望人民军总部能够靠近志愿军总部。11月7日彭又请朴一禹面见金日成，反映几个问题。但商谈3天的结果令人失望：1、开辟敌后战场问题，由于什特科夫坚决支持中国方面的主张，决定派方虎山和崔仁两个军团深入敌后，金日成对此勉强同意。2、两军配合问题，金日成坚持只派参谋担任通信联络，交换情报，既不同意两军总部靠近，更不同意采取联合的形式。3、朝鲜严重虐待俘虏，甚至殃及英、美使馆人员的问题，彭德坏对此婉转地提出了意见，金日成收下彭介绍中国战俘政策的亲笔信后，未置可否。4、对待逃避兵役的朝鲜平民问题，金日成同意志愿军帮助召回逃跑者，但实际上准备以反叛罪名对这些人进行武装围剿。在此期间，彭请求中央军委转告金日成，人民军第6师尚有6200多人，且已同志愿军125师会合，希望让该师留在当地协同志愿军作战。但金坚持将该师调走了。后第7师5000余人又与125师会合，彭再次提出留下该师，金日成则不予答复。此外，朝方和驻朝苏联军事顾问还反对彭德怀提出的后撤几十公里设伏的第二次战役作战方针，主张志愿军应继续向清川江以南追击敌人。
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军队指挥权的归属。为了解决问题，毛泽东决定一方面请中朝两军最高指挥官直接面谈，协调双方立场，一方面向莫斯科反映意见，以求得到支持。
11月15日，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应邀来到志愿军总部，高岗也专程从沈阳赶到。会谈一开始，性情直率的彭德怀便提出了两军必须统一指挥的问题。高岗也解释说，朝鲜半岛地域狭窄，战役上没有统一指挥不行。什特科夫明确表示应该由中方统一指挥，并批评人民军以最好的苏联装备打了败仗，而赞扬志愿军以劣势装备消灭了大量敌军，认为对中方指挥的正确性不应存在任何怀疑。但金日成在发言中只介绍了人民军的情况，而对指挥权和有关政策问题却闭口不谈。情急之下，彭直接提出了自己设想的方案，即由金、什特科夫和他本人组成一个三人小组，负责对军事问题进行协商和统一指挥。对此建议，金日成未置可否，什特科夫因未请示莫斯科，也不便表态。最后决定，待第二次战役结束后召开会议再行讨论。
毛泽东在11月13日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转述了彭的建议：“希望金日成同志和什特科夫同志能常驻前方，并由金日成、什特科夫、彭德怀组织三人小组，负责决定军事政策，包括建军、作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以及与作战有关的许多现行政策，求得彼此意见一致，以利战争进行。我们同意这个提议，现特电告，请求您的指示。如您认为可行，即请由您处向什特科夫同志和金日成同志提出为妥”。毛泽东特别指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朝、苏、中三国在那里的领导同志们能很好的团结，对各项军事政治政策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作战上能有较好地配合，并能依照您的提议有相当数量的朝鲜军队和中国志愿军混合编制在一起（保存朝鲜军队的建制单位），倘能如此，胜利是有把握的。”17日，毛泽东致电彭、高说，斯大林已回电，完全赞成由中国同志来统一指挥，并将电告金日成和什特科夫。另外，苏联驻中国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也赞成统一指挥。毛泽东要彭观察金日成的反应。
鉴于莫斯科已表明态度，金日成便提出要去北京与毛泽东商谈。在12月3日的会谈中金说，斯大林有电报指示中朝军队应统一指挥，因中国志愿军有经验，应由中国同志为正职，朝鲜同志为副职，朝鲜劳动党政治局会议对此已同意。随即，毛泽东告以中国方面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委，金日成提出金雄为副司令员，朴一禹为副政委，并确定以后联合命令即由彭、金、朴三人署名，对志愿军的单独命令仍照以前署名不变。联合司令部成立以后，凡属作战问题及前线一切活动均归其指挥，后方动员、训练、军政、警备等事则由朝鲜政府直接管辖，但联司得向后方提出要求和建议。联司下仍分为两个机构：志愿军司令部和人民军参谋部，合驻一处办公。联司的建立对外不公开，仅对内行文用之。铁道运输、修理亦划归联司指挥。会谈后周恩来起草了《中朝两方关于成立中朝联合指挥部的协议》。金日成返回朝鲜后，7日同彭德怀再行商议具体事宜，所谈甚为融洽。双方商定数日内组成联合司令部，金保证今后不再直接干预军事指挥，而且接受了中方的建议，取消此前对人民军第3军团的部署，令其就近听从志愿军9兵团宋时轮指挥。彭德怀对此表示满意，并反复指出，“人民军勇敢、顽强的精神和一套严格的苏军军事管理制度，是值得学习的”；指令9兵团干部，应以学习的态度去了解第3军团的情况，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相机介绍中国建军中的各项政治工作和地方工作经验”，但如与对方的原有制度有矛盾，“切不可生硬搬运”。
截至1951年4月15日，由于在中国受训的部队回国，朝鲜人民军共有7个军团。其中4个军团在联合司令部领导下行动，3个军团直接隶属于朝鲜人民军总司令。除了地面部队，空中作战也需要联合行动。1951年1月初，扎哈罗夫通告，苏联空军两个师将于近日入朝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线。此外，4月初中方空军将有5个师、朝方空军将有3个师参战。因此，在苏联顾问的赞同下，中方提出需成立统一的空军指挥部。后经中朝协商，于3月参照联司的组织原则成立了中朝空军联合集团军司令部。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及双方语言不同的原因，苏联空军未加入联合司令部。
至此，在莫斯科的干预下，中朝两军统一指挥的问题从组织机构的角度得到了解决。如果说联合国部队由美国统一指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那么中朝两国军队联合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问题则处于两难的矛盾境地。对于朝方，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加上长期以来朝鲜对中国依附和朝贡的历史因素，要他们交出自己军队的指挥权，的确在民族感情上难以接受。而中国主要考虑的是战争胜负问题，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权衡利弊，从战场形势和现实利益出发，把军事指挥权集中在志愿军手里是势在必行的结果。
关于战争是否继续扩大的问题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但毛泽东出于政治方面的原因，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
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战局发展正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1951年1月3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鉴于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月8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需休整补充的决定。1月9日上午，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恰在此时，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月10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和平解决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月11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美军消灭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再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再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个军团约12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月14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年6月至9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这样，在1月16-18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为了今后更好地实施进攻，而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
从军事角度讲，彭德怀的主张当然是实事求是和有充分依据的，而朝鲜领导人一厢情愿、一味蛮干的情绪，显然是受到其政治考虑和其他因素影响的。不过，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中朝之间的这种分歧，只是在军事策略方面持有不同主张，而从总的战略方针来看，北京同平壤、莫斯科是一致的，都主张通过军事手段或军事压力把联合国军赶出朝鲜半岛，以彻底解决朝鲜问题。在这种情绪下，毛泽东和金日成都没有认真考虑此时联合国提出的停战谈判的决议案，从而失去了一次尽早结束战争的有利时机。
停战谈判的签字时机问题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也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并决定了“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毛泽东随后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接着又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他们与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斯大林也来电表示，“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据苏联大使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从北京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北朝鲜的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
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的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
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并在谈判区的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苏联大使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死胡同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的苏联军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
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或许是考虑了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了新建议，除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的概数，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用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当转报菲利波夫同志征求他的意见，得复再告”。同日，毛泽东也致电斯大林，“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尽管金日成在回电中表示赞同毛泽东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但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作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的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了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 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
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
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争论，这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分歧。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对北朝鲜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莫斯科的支持。
总之，上述中朝领导人之间矛盾和分歧发展及其解决的过程，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反映了阵营内部国家关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即当国家主权利益与整个阵营的共同利益发生冲突时，必然是前者服从后者。总体说来，中朝之间的问题，并不单纯是各自利益的对立，而是阵营全局利益（往往由中方代表）与当地局部利益（一般由朝鲜提出）之间存在着差异。所以，苏联立场的偏向，也并非仅仅是考虑到照顾中国的意见——尽管相对来说莫斯科处理同毛泽东的关系时更加慎重，而更多地是因为中国的主张比较符合斯大林认定的社会主义阵营在亚洲冷战中的总体利益。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所谓共同利益或总体利益，一般是依据在阵营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领导人的认识和理解确定的。因此，一旦某一主权国家不再认同这种共同利益，或阵营中的主导地位发生了变化，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逻辑就不再发生作用，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也就面临着终结。中朝关系是如此，中苏关系也是如此。
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
《金融时报》游戏开发者在中国面临的挑战
打入世界上最大电子游戏市场中国，对海外开发商而言是一个诱人的挑战。但是，在240亿美元的年度营收中分一杯羹，意味着要克服审查障碍，比如标准枪战游戏中的主角不能是被雇佣的杀手。
游道易(Yodo1)的方志航(Henry Fong)称，不久前中国最高审查机构在谈起一个游戏时表示，“主要角色不应该是一个刺客，我们建议主角是执法官员或军事人员更合适。”游道易是一家把海外游戏推广至中国国内的游戏“本地化”公司。他说，除了其他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该机构还要求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境内的地点进行审查。
跟电影一样，所有在中国发布的游戏必须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批——这一要求已被证明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壁垒，并在去年延伸至飞速发展的手机游戏领域。
尽管在2013年，国内不得销售索尼(Sony) PlayStation等电子游戏机的禁令被取消，引起一片轰动，但自那以来，获准销售的游戏机游戏不到100种。索尼互动娱乐(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豪斯(Andrew House)表示，中国“具有挑战性的审查体制”削弱了PlayStation的销量。对暴力内容的限制，把《血源》(Bloodborne)、《战神》(God of War)和《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等畅销游戏拒之门外。
咨询公司Niko Partners的丹尼尔•艾哈迈德(Daniel Ahmad)表示，其他含糊要求拖长了审批流程（可能超过6个月），使一些公司打消了尝试在中国发布游戏的念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示，“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容，以及任何“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容，都是被禁止的。
中国一家在线游戏公司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女性员工表示，游戏人物不能以穿短裙的形象示人。她还说：“游戏中不能出现一点点血，所以我们把血做成黑色的。游戏里不能出现‘杀’或‘死’的字样，不得使用英语。”
在有些情况下，现实世界的法律延伸到了虚拟世界：“管理部门要求我们：游戏里的生子系统，要符合国家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广州多益网络(Duoyi Network Technology)董事长徐宥箴在2015年谈到中国那时的“独生子女”政策限制时说，“也就是说玩家在游戏里生二胎，我们得安排对他们征收虚拟的社会抚养费。”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游戏行业律师说，外国开发商有“跟管理部门沟通的公开渠道，以便了解什么可能是敏感内容，什么不是。”日本《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角色扮演系列游戏的最新一版的中国粉丝在去年11月指出，为了端庄起见，仙女模样的人物增加了衣服。
游道易的方志航表示，目前来自外国开发商的询问仍很多，但他们开始准备“在游戏开发中比以往更早的阶段”接受国内审查。
分析师和开发商表示，跟电影一样，游戏审查压制了想要出口游戏的国内公司。审查不久前收紧之际，正值试图进军海外市场的中国小型独立游戏开发商大量涌现。上月，中国公司独立制作的《蜡烛人》(Candleman)已登陆海外的Xbox。中国开发的《女神联盟》(League of Angels)已赢得多个国际奖项，在Facebook上有了数十万粉丝。
去年，上海巨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陈宇写了一封愤怒的公开信给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国务院，就手机游戏审查提出抗议。他抱怨称，中小游戏开发者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
他说：“（《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和《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大幅提高了中小企业和个人开发者的经营成本，提高了准入门槛。这些限制显然极可能将从事游戏开发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排除在市场之外。”他接着说，这些规定已对行业产生了“严重影响”。至于公开信，他说：“我仍在等待回复。”
游道易(Yodo1)的方志航(Henry Fong)称，不久前中国最高审查机构在谈起一个游戏时表示，“主要角色不应该是一个刺客，我们建议主角是执法官员或军事人员更合适。”游道易是一家把海外游戏推广至中国国内的游戏“本地化”公司。他说，除了其他一些“非常具体的”要求，该机构还要求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境内的地点进行审查。
跟电影一样，所有在中国发布的游戏必须得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的审批——这一要求已被证明是进入中国市场的壁垒，并在去年延伸至飞速发展的手机游戏领域。
尽管在2013年，国内不得销售索尼(Sony) PlayStation等电子游戏机的禁令被取消，引起一片轰动，但自那以来，获准销售的游戏机游戏不到100种。索尼互动娱乐(Sony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首席执行官安德鲁•豪斯(Andrew House)表示，中国“具有挑战性的审查体制”削弱了PlayStation的销量。对暴力内容的限制，把《血源》(Bloodborne)、《战神》(God of War)和《侠盗猎车手》(Grand Theft Auto)等畅销游戏拒之门外。
咨询公司Niko Partners的丹尼尔•艾哈迈德(Daniel Ahmad)表示，其他含糊要求拖长了审批流程（可能超过6个月），使一些公司打消了尝试在中国发布游戏的念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表示，“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内容，以及任何“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内容，都是被禁止的。
中国一家在线游戏公司的一位不愿具名的女性员工表示，游戏人物不能以穿短裙的形象示人。她还说：“游戏中不能出现一点点血，所以我们把血做成黑色的。游戏里不能出现‘杀’或‘死’的字样，不得使用英语。”
在有些情况下，现实世界的法律延伸到了虚拟世界：“管理部门要求我们：游戏里的生子系统，要符合国家计划生育的有关规定，”广州多益网络(Duoyi Network Technology)董事长徐宥箴在2015年谈到中国那时的“独生子女”政策限制时说，“也就是说玩家在游戏里生二胎，我们得安排对他们征收虚拟的社会抚养费。”
北京一位不愿具名的游戏行业律师说，外国开发商有“跟管理部门沟通的公开渠道，以便了解什么可能是敏感内容，什么不是。”日本《最终幻想》(Final Fantasy)角色扮演系列游戏的最新一版的中国粉丝在去年11月指出，为了端庄起见，仙女模样的人物增加了衣服。
游道易的方志航表示，目前来自外国开发商的询问仍很多，但他们开始准备“在游戏开发中比以往更早的阶段”接受国内审查。
分析师和开发商表示，跟电影一样，游戏审查压制了想要出口游戏的国内公司。审查不久前收紧之际，正值试图进军海外市场的中国小型独立游戏开发商大量涌现。上月，中国公司独立制作的《蜡烛人》(Candleman)已登陆海外的Xbox。中国开发的《女神联盟》(League of Angels)已赢得多个国际奖项，在Facebook上有了数十万粉丝。
去年，上海巨斧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陈宇写了一封愤怒的公开信给中国总理李克强和国务院，就手机游戏审查提出抗议。他抱怨称，中小游戏开发者的经营受到严重影响。
他说：“（《网络出版服务管理规定》和《关于移动游戏出版服务管理的通知》）大幅提高了中小企业和个人开发者的经营成本，提高了准入门槛。这些限制显然极可能将从事游戏开发的中小企业和个人排除在市场之外。”他接着说，这些规定已对行业产生了“严重影响”。至于公开信，他说：“我仍在等待回复。”
黎岩：抢着上车的购房者
为什么北京成为这一轮房价暴涨的领头羊？“最后一班车”的心理至关重要。而以此为镜，进而可以看出房价持续上涨背后的购买者动因。
这两个月关于房价的段子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了，每一个听起来都很奇葩。
买卖双方谈判中，房主夫妻两人当场决定离婚，同时把房价提高60万元；
一处报价728万元的房子，买房人和卖主从7点半砍价到夜里11点半，最终以745万成交；
北京四环边上一处学区房，中介动员房主卖房的说法是：小区里刚刚有同户型成交700万元，您如果想卖我们可以给您挂800万试试。房主将信将疑地同意了，过了一个星期，卖掉了。
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最近两年，房价一直是焦点话题，但这般灼热的景象还是前所未有。前年是深圳，去年是南京、苏州、厦门、合肥“四小龙”，今年接力棒传给了北京。
刚刚过去的一周里（3月6日至3月12日），北京市商品房成交1589套，环比上涨31%；成交面积16.47万㎡，环比上涨57.76%；成交均价41527元/㎡，环比上涨3.72%；成交金额68.4亿元，环比上涨63.56%。
每次房价狂野上涨时，总会有各种分析人士从不同角度提出各种判断：有供地政策造成供应紧缺从而导致房价上涨的供需论，有招拍挂制度导致地价飞涨从而推高房价的成本论，有货币注水造成集聚效应的资金论，有从人口净流入数据分析得来的人口论，有从中国城镇化格局发展推演出来的大城市论……这些判断看似每个都有道理，但是每个又都似是而非。
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彻底说服人们，再加上貌似更加符合经济规律的租售比、收入比等数字进行干扰。在这十几年房价的大涨中，也一直存在着“多方”和“空方”的意见争斗。
而这一轮房价上涨，从政府出台“去库存”政策以来已经在全国轮动了两年。即使最狂热的房价多头也觉得不可思议，所有人都觉得这似乎已经不可持续，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在一边恐惧中一边疯狂，几乎所有数得上名号的一二线城市都已经在这轮大潮中把房价拽高了一倍以上
如果我们仍然承认房子的商品属性，那么，这次上涨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早已不是土地、货币或政策，而是人们无法按捺的购买心理。
在过去十几年发展模式的积淀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之下，房子成了人们锁定自己所属阶级的唯一标的物。因此，这轮上涨被形象地比喻为“上车”。
现在买房的一代主力，是70后和80后。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曾经有过相同的遭遇：一辆早已超载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扯着嗓子大喊：两分钟后还有一辆！但是不会有人相信她。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不能阻挡人们踊跃向上挤的澎湃动力。
相同的恐慌发生在限购汽车的时候。北京宣布车辆限购新政当晚，人们像潮水一样地涌进各家4S店，把店里所有库存的车辆抢购一空。有后来者带着一把榔头，把店里展车的玻璃和车灯全部砸碎，用来保证自己能够顺利把这辆车搬回家。事后，因为当晚数次提价或试图修改系统后台时间而改录销售信息，有多家4S店受到了重罚。此后所有限购城市概莫能外，直到后续的城市管理者使用了“即刻宣布、即刻生效”的极端方式，才使得抢购潮不再发生。
多少年后，那些在当晚抢到了车的人俯视着每每哀号摇不上号的人，都会以胜利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当年抢回来的车早已贬值得一塌糊涂，但是他们抢到了的是被行政壁垒架起的难得的资格。
当人们所抢的是一种资格而非商品的时候，那个资格是近乎无价的。只要有能接手的实力，就绝对会接手。
现在潮水般涌入楼市的人，就带着和当年限车那个混乱夜晚相同的恐慌。所有人都会承认经济一定有周期，没有任何商品会无限期上涨，尤其是在这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由贸易的世界。连曾经贵为一般等价物的黄金、完全不可再生的矿产和石油都会价格起伏，何况是一套房子。
可是当一个城市显现出关门的迹象，而房子是有可能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之一，就会有更多本来可买可不买的人在恐慌中“上车”。这是这一轮楼市上涨的根本推动力。不论性价比，不论现实需求，人们抢的是在迅速城镇化的大潮中能够作为锚的一个资格。
北京是第一个正式宣布要收紧人口的一线城市，而且近两年的若干行动让人觉得这并不是在开玩笑。而上海、深圳等城市也都或高或低地正在筑起人口流动的门槛。大城市慢慢变得不再友好，这让很多人觉得有可能是一个转折点。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感觉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不便，但越是这样，这里越象征着一种稀缺。任何还想再在这里驻足的人都会抓住这个可能性。
因此，在这一波中买房的，很多都是初步定居在这个城市，但还生活得不够好的人。如果给他们画一幅像，那就是中产，他们构成一个城市经济生命力的主要动力。
这一波购房人的心理预期在于：买房虽然透支了未来的收益，但是买到了当下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就是：在快速城镇化的当下，或许由此获得了留在一线城市的一张车票。他们也会觉得价格不合理，甚至有房价微跌的预期，但是这些都不能动摇他们“抢着上车”的决心。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完全不明智的抢票行为，在更宏观的经济视野里则是合理的。
就像货币中的“不可能三角”，选择了货币发行权和定价权的中国就必然要牢牢控制货币的流动性。而在楼市中，为了不丧失主导地位，政府层面对土地和准入门槛的限制也不会取消。短期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但不会取消，反而会更加加固。而在相对长的一二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也不但不会停滞，反而会更加加速。在这两者的双重作用下，房子就不完全只具备商品属性或者金融属性。
对于在城镇化进程中辗转流连于故土和新城之间的人们来说，房子是唯一能够从心理和物质层面都发生真实效益的锚。当原本只属于经济学的一项商品被加入了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因素，它的定价法则必然变得疯狂而复杂。
近年来一个同样受关注的社会话题是农村的凋零，高价彩礼和“镇上一套房”成为结婚时女方的标配要求。这个和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大涨实质上出于同一个逻辑：无论出于教育医疗等现实考量，还是仅仅为了一个“面子”，哪个阶层的人都不愿意在这场城镇化的大潮中被甩下，而是会抱着负债累累的风险也要抢到一张船票。
那么，现在到了来说结论的时候了，如此偏离于定价规则的房子究竟还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回答是：看自己未来的发展规划。
如果只是为了保值增值，或者只是避免生活在“无房”的心理恐慌中，那就没有必要赶在热潮中跟风。房子的变现并不容易。而房产税的征收只是时间问题，未来一代人手里必然会出现房产的降价，甚至还不止一波。
但是，如果为的是获得在一个城市立足的重要筹码之一，就不用去太过考虑现实收益。因为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房价已降，你手上的资金足够，但很可能已经因为种种限制而失去了买房的资格——这种限制可能来自于户籍、贷款额度、上次购房时间等等。
中国的城镇化起码还要经历两到三代人才能彻底完成。在这期间，不同城市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什么时候每年春运不需要完成六亿人次的大迁徙，什么时候来到大城市变成不足1%人口比例的个体性迁徙，那些处在食物链顶端的大城市才会出现房价普遍下滑的可能性。
在这期间，会有很多经济学的理论为房价的爬坡提供理论支撑。而在它们背后所支撑的心理因素就是：人们依然希望代际间的流动，希望用各种尝试和努力去提升自己的阶层，改变自己的居住方位进而希望以此借力，改变更多。
当然了，以上都是建立在世界大格局不变、中国的大环境不变的前提下，一旦这两个因素改变，房价必然受到影响。不过，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讨论房价才有意义。毕竟如果极端的形势发生的话，不光房子，就是所有投资品都同样不可靠。
这两个月关于房价的段子已经多得数不胜数了，每一个听起来都很奇葩。
买卖双方谈判中，房主夫妻两人当场决定离婚，同时把房价提高60万元；
一处报价728万元的房子，买房人和卖主从7点半砍价到夜里11点半，最终以745万成交；
北京四环边上一处学区房，中介动员房主卖房的说法是：小区里刚刚有同户型成交700万元，您如果想卖我们可以给您挂800万试试。房主将信将疑地同意了，过了一个星期，卖掉了。
北上广深等大城市最近两年，房价一直是焦点话题，但这般灼热的景象还是前所未有。前年是深圳，去年是南京、苏州、厦门、合肥“四小龙”，今年接力棒传给了北京。
刚刚过去的一周里（3月6日至3月12日），北京市商品房成交1589套，环比上涨31%；成交面积16.47万㎡，环比上涨57.76%；成交均价41527元/㎡，环比上涨3.72%；成交金额68.4亿元，环比上涨63.56%。
每次房价狂野上涨时，总会有各种分析人士从不同角度提出各种判断：有供地政策造成供应紧缺从而导致房价上涨的供需论，有招拍挂制度导致地价飞涨从而推高房价的成本论，有货币注水造成集聚效应的资金论，有从人口净流入数据分析得来的人口论，有从中国城镇化格局发展推演出来的大城市论……这些判断看似每个都有道理，但是每个又都似是而非。
正因为没有任何一个理论能够彻底说服人们，再加上貌似更加符合经济规律的租售比、收入比等数字进行干扰。在这十几年房价的大涨中，也一直存在着“多方”和“空方”的意见争斗。
而这一轮房价上涨，从政府出台“去库存”政策以来已经在全国轮动了两年。即使最狂热的房价多头也觉得不可思议，所有人都觉得这似乎已经不可持续，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在一边恐惧中一边疯狂，几乎所有数得上名号的一二线城市都已经在这轮大潮中把房价拽高了一倍以上
如果我们仍然承认房子的商品属性，那么，这次上涨背后的决定性因素早已不是土地、货币或政策，而是人们无法按捺的购买心理。
在过去十几年发展模式的积淀和国内经济发展的阶段之下，房子成了人们锁定自己所属阶级的唯一标的物。因此，这轮上涨被形象地比喻为“上车”。
现在买房的一代主力，是70后和80后。在他们年轻的时候都曾经有过相同的遭遇：一辆早已超载的公共汽车，售票员扯着嗓子大喊：两分钟后还有一辆！但是不会有人相信她。只要有一丝缝隙，就不能阻挡人们踊跃向上挤的澎湃动力。
相同的恐慌发生在限购汽车的时候。北京宣布车辆限购新政当晚，人们像潮水一样地涌进各家4S店，把店里所有库存的车辆抢购一空。有后来者带着一把榔头，把店里展车的玻璃和车灯全部砸碎，用来保证自己能够顺利把这辆车搬回家。事后，因为当晚数次提价或试图修改系统后台时间而改录销售信息，有多家4S店受到了重罚。此后所有限购城市概莫能外，直到后续的城市管理者使用了“即刻宣布、即刻生效”的极端方式，才使得抢购潮不再发生。
多少年后，那些在当晚抢到了车的人俯视着每每哀号摇不上号的人，都会以胜利者的面貌出现。他们当年抢回来的车早已贬值得一塌糊涂，但是他们抢到了的是被行政壁垒架起的难得的资格。
当人们所抢的是一种资格而非商品的时候，那个资格是近乎无价的。只要有能接手的实力，就绝对会接手。
现在潮水般涌入楼市的人，就带着和当年限车那个混乱夜晚相同的恐慌。所有人都会承认经济一定有周期，没有任何商品会无限期上涨，尤其是在这个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由贸易的世界。连曾经贵为一般等价物的黄金、完全不可再生的矿产和石油都会价格起伏，何况是一套房子。
可是当一个城市显现出关门的迹象，而房子是有可能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之一，就会有更多本来可买可不买的人在恐慌中“上车”。这是这一轮楼市上涨的根本推动力。不论性价比，不论现实需求，人们抢的是在迅速城镇化的大潮中能够作为锚的一个资格。
北京是第一个正式宣布要收紧人口的一线城市，而且近两年的若干行动让人觉得这并不是在开玩笑。而上海、深圳等城市也都或高或低地正在筑起人口流动的门槛。大城市慢慢变得不再友好，这让很多人觉得有可能是一个转折点。生活在这些城市的人感觉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和不便，但越是这样，这里越象征着一种稀缺。任何还想再在这里驻足的人都会抓住这个可能性。
因此，在这一波中买房的，很多都是初步定居在这个城市，但还生活得不够好的人。如果给他们画一幅像，那就是中产，他们构成一个城市经济生命力的主要动力。
这一波购房人的心理预期在于：买房虽然透支了未来的收益，但是买到了当下的安全感。这个安全感就是：在快速城镇化的当下，或许由此获得了留在一线城市的一张车票。他们也会觉得价格不合理，甚至有房价微跌的预期，但是这些都不能动摇他们“抢着上车”的决心。
从一定程度上说，这种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完全不明智的抢票行为，在更宏观的经济视野里则是合理的。
就像货币中的“不可能三角”，选择了货币发行权和定价权的中国就必然要牢牢控制货币的流动性。而在楼市中，为了不丧失主导地位，政府层面对土地和准入门槛的限制也不会取消。短期来看，中国的户籍制度不但不会取消，反而会更加加固。而在相对长的一二十年里，中国的城镇化也不但不会停滞，反而会更加加速。在这两者的双重作用下，房子就不完全只具备商品属性或者金融属性。
对于在城镇化进程中辗转流连于故土和新城之间的人们来说，房子是唯一能够从心理和物质层面都发生真实效益的锚。当原本只属于经济学的一项商品被加入了社会学、心理学等诸多因素，它的定价法则必然变得疯狂而复杂。
近年来一个同样受关注的社会话题是农村的凋零，高价彩礼和“镇上一套房”成为结婚时女方的标配要求。这个和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大涨实质上出于同一个逻辑：无论出于教育医疗等现实考量，还是仅仅为了一个“面子”，哪个阶层的人都不愿意在这场城镇化的大潮中被甩下，而是会抱着负债累累的风险也要抢到一张船票。
那么，现在到了来说结论的时候了，如此偏离于定价规则的房子究竟还能不能买，值不值得买？
回答是：看自己未来的发展规划。
如果只是为了保值增值，或者只是避免生活在“无房”的心理恐慌中，那就没有必要赶在热潮中跟风。房子的变现并不容易。而房产税的征收只是时间问题，未来一代人手里必然会出现房产的降价，甚至还不止一波。
但是，如果为的是获得在一个城市立足的重要筹码之一，就不用去太过考虑现实收益。因为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当房价已降，你手上的资金足够，但很可能已经因为种种限制而失去了买房的资格——这种限制可能来自于户籍、贷款额度、上次购房时间等等。
中国的城镇化起码还要经历两到三代人才能彻底完成。在这期间，不同城市都要找到自己的位置。什么时候每年春运不需要完成六亿人次的大迁徙，什么时候来到大城市变成不足1%人口比例的个体性迁徙，那些处在食物链顶端的大城市才会出现房价普遍下滑的可能性。
在这期间，会有很多经济学的理论为房价的爬坡提供理论支撑。而在它们背后所支撑的心理因素就是：人们依然希望代际间的流动，希望用各种尝试和努力去提升自己的阶层，改变自己的居住方位进而希望以此借力，改变更多。
当然了，以上都是建立在世界大格局不变、中国的大环境不变的前提下，一旦这两个因素改变，房价必然受到影响。不过，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讨论房价才有意义。毕竟如果极端的形势发生的话，不光房子，就是所有投资品都同样不可靠。
有多少历史越抵制越西化
作者: 蒋祖权
汉服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服饰，唐代时还流行过胡服，满清时又有了旗装。中西服饰区别很大：西方服饰发展突出人体形态，中国服饰历史主要是遮盖人体形态的。今天已经没几个人还习惯穿汉服了，胡服西化变成了马甲，旗装西化改成了旗袍。虽然民国时期也抵制过一阵子暴露身体的装束，后来就越穿越少了，当今现代中国的服饰几乎是全盘西化。
上下几千年，吃穿不分家。中国有很多食材也是外来的，诸如核桃，葡萄，黄瓜，茄子，葱姜蒜，这些是西汉时期传进中国的。苹果是三国时期传进来的，菠菜是唐朝时传进来的。西瓜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在南宋。明朝的时候，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来食物：玉米，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番茄，还有今天中餐离不开的重要食材—辣椒。今天很多中国人离不开的食材都是外来的。
对于这些外来食品，不知道当初古人是否抵制过一阵子？现代中国在吃的东西上抵制过肯德基，却从来没有抵制过天天吃的各类有害食品。西方并没有抵制过中餐，结果很多中国人在西方都成了西方的厨子。
中国人的发型也是逐渐全面西化的，男子从长发披肩，到脑后一根辫子，再到今天的杀马特。其中留辫子和剪辫子都有人抵制。中国历史上最缺德的抵制就是抵制满清的“解足令”：男人宁可自己留根辫子，也要给女人穿上小鞋。1902年和1905年，慈禧曾经两次颁布法令艰难推行中国妇女的解足。
中国的节日也有很多是引进的，很多人性化的节日中国自己根本没有，只能引进外来节日。比如母亲节，父亲节，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等等，这些只能过洋节。当然也有些身穿洋装的中国人大声呼吁抵制过洋节的，像这样的人，都是清末抵制剪辫子那一路人传承下来的历史边角料。至于那些抵制西方的节，却悄悄成为西方的人，无论他们是中国什么阶层的，到了西方也只能成为西方的垃圾。
历史上很多抵制都是中国人迷恋旧习陋习，拒绝更新变化的常态。同一个世界，同样的人类，想吃什么样的饭，爱穿什么样的衣，喜欢什么样的鞋，认可什么样的节，这些本来就不是人该管的事儿。
汉服是中国历史上的主要服饰，唐代时还流行过胡服，满清时又有了旗装。中西服饰区别很大：西方服饰发展突出人体形态，中国服饰历史主要是遮盖人体形态的。今天已经没几个人还习惯穿汉服了，胡服西化变成了马甲，旗装西化改成了旗袍。虽然民国时期也抵制过一阵子暴露身体的装束，后来就越穿越少了，当今现代中国的服饰几乎是全盘西化。
上下几千年，吃穿不分家。中国有很多食材也是外来的，诸如核桃，葡萄，黄瓜，茄子，葱姜蒜，这些是西汉时期传进中国的。苹果是三国时期传进来的，菠菜是唐朝时传进来的。西瓜这个名称的出现是在南宋。明朝的时候，中国开始大量引进外来食物：玉米，马铃薯，花生，向日葵，番茄，还有今天中餐离不开的重要食材—辣椒。今天很多中国人离不开的食材都是外来的。
对于这些外来食品，不知道当初古人是否抵制过一阵子？现代中国在吃的东西上抵制过肯德基，却从来没有抵制过天天吃的各类有害食品。西方并没有抵制过中餐，结果很多中国人在西方都成了西方的厨子。
中国人的发型也是逐渐全面西化的，男子从长发披肩，到脑后一根辫子，再到今天的杀马特。其中留辫子和剪辫子都有人抵制。中国历史上最缺德的抵制就是抵制满清的“解足令”：男人宁可自己留根辫子，也要给女人穿上小鞋。1902年和1905年，慈禧曾经两次颁布法令艰难推行中国妇女的解足。
中国的节日也有很多是引进的，很多人性化的节日中国自己根本没有，只能引进外来节日。比如母亲节，父亲节，妇女节，五一劳动节，六一儿童节等等，这些只能过洋节。当然也有些身穿洋装的中国人大声呼吁抵制过洋节的，像这样的人，都是清末抵制剪辫子那一路人传承下来的历史边角料。至于那些抵制西方的节，却悄悄成为西方的人，无论他们是中国什么阶层的，到了西方也只能成为西方的垃圾。
历史上很多抵制都是中国人迷恋旧习陋习，拒绝更新变化的常态。同一个世界，同样的人类，想吃什么样的饭，爱穿什么样的衣，喜欢什么样的鞋，认可什么样的节，这些本来就不是人该管的事儿。
聂日明：城市交通规划失败导致的共享单车热
共享单车在各个城市发展得如火如荼，紧跟着，违章、违停现象也多了起来。近日上海交通委约谈共享单车企业，要求暂停在黄浦区等中心城区投放单车，此外，上海质监局等部门还组织起草行业规范，强制要求共享单车三年报废、装载GPS。北京也查扣共享单车、控制共享单车的数量，还在特定道路划红线，禁止停放共享单车。深圳更出台了相关意见，要求将使用共享单车者的违法违规信息纳入个人信用记录。
共享单车不是新事物。2006年以来，中央部委联合发文明确城市交通“公交优先”，公共自行车作为慢行、绿行的出行方式，被纳入到公共交通体系，一直都是政府鼓励发展的行业。早在2008年，杭州就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到2015年底，杭州公共自行车8.68万辆，年租用量达到1.5亿次。杭州模式是比较成功的公共自行车模式，全国有170多个城市使用杭州模式，上海北京也有相应的公共自行车。但除了杭州等有限几个城市外，全国多数城市的公共自行车并没有火起来。
现代城市快节奏，公共自行车作为慢行和露天骑乘方式，只能用于短途接驳和旅游观光等狭小的领域。自行车在家庭交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地铁、汽车占出行的比例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传统的公共自行车都是有桩自行车，有固定的停放点，但停放点不可能太多，只能在人流密集处设置，政府的规划往往也不以满足居民的必要需求为导向。公共自行车可能有利于旅游观光式的骑乘，对于居民日常的短途接驳则有心无力。因此，一方面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自行车，无人使用，另一方面，地铁站、超市附近停了大量的家用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的成本高昂，尽管多数公共自行车有收费机制，但多数无法自负盈亏，据2015年的报道，广州财政每年补贴公共自行车2000万，在人们眼里相对成功的杭州模式，每年财政的补贴更是高达亿级。这些也限制了地方政府建设公共自行车的热情。
为什么共享单车可以流行？共享单车声称要打通城市交通的“最后一公里”，它们与公共自行车的区别在于“无桩”，无桩解决了人们短途交通、接驳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在地铁站出口、商场超市门口、行政办事机构门外、小区外，堆积了大量的共享单车，人们用共享单车来接驳地铁与办公室、居民区、商场之间的短途交通。
为什么公共交通会有“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内交通的需求，首先是居民区到工作区的通勤需求，其次是办事需求，包括政府、医院、商务。以2014年的“上海综合交通调查”（以下称“调查”）为例，通勤需求每日人均1.04次，非通勤为1.12次。2014年上海的中心城区，人们通过公共交通（31.3%）、出租车(7.4%)、小汽车(20.3%)、非机动车（15.9%）和步行(25%)完成出行。
小汽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和步行都是点到点的交通，有“最后一公里”痛点需求的只有公共交通。正常的大城市，共享单车应该很不流行才对。人口密集的城市，地铁发达，通过线路与出口的密集型设计，轨交就足以覆盖城市的点到点交通，像东京、纽约曼哈顿和香港，用不着汽车，更用不着自行车来接驳。而中小城市和郊区，人口达不到地铁密集性覆盖的条件，但土地充足，以汽车出行为主，同样也用不着自行车。
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设计缺乏严格的论证和需求挖掘，公交、轨道线路设计不以满足居民的最大出行需求为主要目标，前述上海的调查显示，市民每次乘坐轨道交通平均耗时62分钟，其中在地铁内的时间仅有35分钟，其余的27分钟则用于两头接驳。这个接驳的时间与距离，就是“最后一公里”的痛点。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公共交通虽冠以“公共”之名，但决策者并不是公众，公交线路设计要么对需求反应迟缓，要么夹杂着拉抬荒凉地区土地价格等目标。北京天通苑和回龙观两大社区有大量金融从业人员在金融街工作，但直到2011年，北京市公交部门才开通职住两地的通勤快车，这也是定制公交锚定的主要需求。杭州1号线作为杭州的第一条地铁，很多站点却不经过人流密集区，其意在拉抬地价。
其次，城市大面积出现较严重的职住分离现象。早先中国的多数城市是职住合一的，长距离交通需求少，很多人步行通勤。但过去的十几年内，中国特大城市着力降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但人口被赶离城市以后有两个后果：第一，工作机会没有离开，加剧了通勤高峰时段对公共交通的需求，地铁郊区段的接驳肯定成问题；第二，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降低，公共站点过密不经济，地铁仍然无法实现直接到达目的地的需求。
上海中心城区内部和郊区内部的出行中，步行都占到了30%，但郊区到中心城区间的出行，步行仅占1.9%。职住分离大大刺激了远距离通勤的需求，其结果就是小汽车和轨道交通的通勤需求剧增，与之伴随着是轨交之外的短途接驳交通需求。
最后，市中心土地紧张，小汽车停车不便、也容易交通拥堵，尤其需要公共交通的点到点出行，这不仅需要较高的站点密度、密集的班次，还需要到达便利。中国的城市成长的快，但规划的不够细致，离人性化也差的远，道路多不为行人设计，宽阔且难以通过，地铁出口少，且离人流密集地段较远。
以香港中环和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为例，同样都是金融集聚区域，香港中环站设有14个出入口，可以方便到达中环的主要建筑物，相当多的出入口直接连到中环的建筑物及购物中心的地库；上海陆家嘴只有5个出入口，只有国金中心的地下层与出入口相连，站点的出入口集中在东南和东北方向，正大广场和香格里拉酒店的西南方向，没有安排地铁出口；北京金融街就更夸张了，目前金融大街中心位置没有直达的地铁站，最近的是阜成门站和复兴门站，到金融街的银监会和证监会，两个站的步行距离都在1000米左右。
由此可见，中国的共享单车潮流，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划与交通规划的失败导致的。这也意味着共享单车的价值就在于可以在人流密集、土地紧张地段出行、停放，而这些地段，管理者恰恰最不欢迎停放的，被禁止、限制也不难理解。
所以，共享单车之所以流行，资本之所以青睐，其背后还是强劲的需求，政府主导的公共交通没有满足这个需求，市场补了缺口，政府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改善环境，而不应该只看到他们的乱停车、数量太多、被资本驱动。
从数量上来看，共享单车并没有多到让人不能忍受的地步，市场上本来就有着数量庞大的自行车，北京上海每百户家庭的自行车仍然多达数十辆，全市高达千万辆级别。共享单车规模虽然大，相比城市自行车的存量，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增长。
其次，共享单车之前，各地自行车违章比比皆是，在地铁口乱停车更是不绝如屡，至于盗损更是不计其数，也未见到当地治安部门花多大精力去改善。共享单车的用户也没有比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用户更显不文明。在立法上，汽车违章停车的后果比自行车要严重的多，前者尚且不用进入个人信用记录，而违停一辆自行车的个人就要遭受信用受损的惩罚，处罚明显偏重。
今天我们指责共享单车的违章、盗损严重，是对过往这些不文明现象的选择性忽视，说到底，政府管不了个人拥有的自行车，因无利可图，也不愿意管，但政府对企业拥有的共享单车可以有的放矢，这是行业监管里明显的欺软怕硬的行为。
再次，共享单车是否有价值，还要看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如果共享单车只是昙花一现，用不着管，也会自动消亡。但相关部门对共享单车的态度却是代表了近年来多地治理城市的一种思路：新生事物带来麻烦，应当严加管理，丝毫看不到这些新生事物对于城市运行效率的改善，之前对打车软件、网约车行业发展的抑制亦是如此。
公共政策的施力点应该是制定规则，让人遵守规则，而非管住单车。退一步讲，自行车式微以来，小汽车当家，有关部门看不惯汽车数量的突飞猛进，倡导公共交通、慢行系统、绿色出行，也亲自实施公共自行车。那个时候，管理者也并没有强调过停车、违章是个问题。从这一点讲，这也是城市治理的底线，它清晰的显示出一个城市的友好程度，是否以人为本。单车可能毫无用处，但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圈定框框，代替消费者决定他们用什么交通工具出行。
共享单车不是新事物。2006年以来，中央部委联合发文明确城市交通“公交优先”，公共自行车作为慢行、绿行的出行方式，被纳入到公共交通体系，一直都是政府鼓励发展的行业。早在2008年，杭州就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到2015年底，杭州公共自行车8.68万辆，年租用量达到1.5亿次。杭州模式是比较成功的公共自行车模式，全国有170多个城市使用杭州模式，上海北京也有相应的公共自行车。但除了杭州等有限几个城市外，全国多数城市的公共自行车并没有火起来。
现代城市快节奏，公共自行车作为慢行和露天骑乘方式，只能用于短途接驳和旅游观光等狭小的领域。自行车在家庭交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低，地铁、汽车占出行的比例越来越高。另一方面，传统的公共自行车都是有桩自行车，有固定的停放点，但停放点不可能太多，只能在人流密集处设置，政府的规划往往也不以满足居民的必要需求为导向。公共自行车可能有利于旅游观光式的骑乘，对于居民日常的短途接驳则有心无力。因此，一方面政府投入了大量的公共自行车，无人使用，另一方面，地铁站、超市附近停了大量的家用自行车。
公共自行车的成本高昂，尽管多数公共自行车有收费机制，但多数无法自负盈亏，据2015年的报道，广州财政每年补贴公共自行车2000万，在人们眼里相对成功的杭州模式，每年财政的补贴更是高达亿级。这些也限制了地方政府建设公共自行车的热情。
为什么共享单车可以流行？共享单车声称要打通城市交通的“最后一公里”，它们与公共自行车的区别在于“无桩”，无桩解决了人们短途交通、接驳的需求。我们可以看到，在地铁站出口、商场超市门口、行政办事机构门外、小区外，堆积了大量的共享单车，人们用共享单车来接驳地铁与办公室、居民区、商场之间的短途交通。
为什么公共交通会有“最后一公里”的难题？我们先来看一下市内交通的需求，首先是居民区到工作区的通勤需求，其次是办事需求，包括政府、医院、商务。以2014年的“上海综合交通调查”（以下称“调查”）为例，通勤需求每日人均1.04次，非通勤为1.12次。2014年上海的中心城区，人们通过公共交通（31.3%）、出租车(7.4%)、小汽车(20.3%)、非机动车（15.9%）和步行(25%)完成出行。
小汽车、电动自行车、自行车和步行都是点到点的交通，有“最后一公里”痛点需求的只有公共交通。正常的大城市，共享单车应该很不流行才对。人口密集的城市，地铁发达，通过线路与出口的密集型设计，轨交就足以覆盖城市的点到点交通，像东京、纽约曼哈顿和香港，用不着汽车，更用不着自行车来接驳。而中小城市和郊区，人口达不到地铁密集性覆盖的条件，但土地充足，以汽车出行为主，同样也用不着自行车。
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设计缺乏严格的论证和需求挖掘，公交、轨道线路设计不以满足居民的最大出行需求为主要目标，前述上海的调查显示，市民每次乘坐轨道交通平均耗时62分钟，其中在地铁内的时间仅有35分钟，其余的27分钟则用于两头接驳。这个接驳的时间与距离，就是“最后一公里”的痛点。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公共交通虽冠以“公共”之名，但决策者并不是公众，公交线路设计要么对需求反应迟缓，要么夹杂着拉抬荒凉地区土地价格等目标。北京天通苑和回龙观两大社区有大量金融从业人员在金融街工作，但直到2011年，北京市公交部门才开通职住两地的通勤快车，这也是定制公交锚定的主要需求。杭州1号线作为杭州的第一条地铁，很多站点却不经过人流密集区，其意在拉抬地价。
其次，城市大面积出现较严重的职住分离现象。早先中国的多数城市是职住合一的，长距离交通需求少，很多人步行通勤。但过去的十几年内，中国特大城市着力降低市中心的人口密度，但人口被赶离城市以后有两个后果：第一，工作机会没有离开，加剧了通勤高峰时段对公共交通的需求，地铁郊区段的接驳肯定成问题；第二，中心城区人口密度降低，公共站点过密不经济，地铁仍然无法实现直接到达目的地的需求。
上海中心城区内部和郊区内部的出行中，步行都占到了30%，但郊区到中心城区间的出行，步行仅占1.9%。职住分离大大刺激了远距离通勤的需求，其结果就是小汽车和轨道交通的通勤需求剧增，与之伴随着是轨交之外的短途接驳交通需求。
最后，市中心土地紧张，小汽车停车不便、也容易交通拥堵，尤其需要公共交通的点到点出行，这不仅需要较高的站点密度、密集的班次，还需要到达便利。中国的城市成长的快，但规划的不够细致，离人性化也差的远，道路多不为行人设计，宽阔且难以通过，地铁出口少，且离人流密集地段较远。
以香港中环和上海陆家嘴、北京金融街为例，同样都是金融集聚区域，香港中环站设有14个出入口，可以方便到达中环的主要建筑物，相当多的出入口直接连到中环的建筑物及购物中心的地库；上海陆家嘴只有5个出入口，只有国金中心的地下层与出入口相连，站点的出入口集中在东南和东北方向，正大广场和香格里拉酒店的西南方向，没有安排地铁出口；北京金融街就更夸张了，目前金融大街中心位置没有直达的地铁站，最近的是阜成门站和复兴门站，到金融街的银监会和证监会，两个站的步行距离都在1000米左右。
由此可见，中国的共享单车潮流，很大程度上是城市划与交通规划的失败导致的。这也意味着共享单车的价值就在于可以在人流密集、土地紧张地段出行、停放，而这些地段，管理者恰恰最不欢迎停放的，被禁止、限制也不难理解。
所以，共享单车之所以流行，资本之所以青睐，其背后还是强劲的需求，政府主导的公共交通没有满足这个需求，市场补了缺口，政府首先想到的应该是改善环境，而不应该只看到他们的乱停车、数量太多、被资本驱动。
从数量上来看，共享单车并没有多到让人不能忍受的地步，市场上本来就有着数量庞大的自行车，北京上海每百户家庭的自行车仍然多达数十辆，全市高达千万辆级别。共享单车规模虽然大，相比城市自行车的存量，也没有出现显著的增长。
其次，共享单车之前，各地自行车违章比比皆是，在地铁口乱停车更是不绝如屡，至于盗损更是不计其数，也未见到当地治安部门花多大精力去改善。共享单车的用户也没有比政府主导的公共自行车用户更显不文明。在立法上，汽车违章停车的后果比自行车要严重的多，前者尚且不用进入个人信用记录，而违停一辆自行车的个人就要遭受信用受损的惩罚，处罚明显偏重。
今天我们指责共享单车的违章、盗损严重，是对过往这些不文明现象的选择性忽视，说到底，政府管不了个人拥有的自行车，因无利可图，也不愿意管，但政府对企业拥有的共享单车可以有的放矢，这是行业监管里明显的欺软怕硬的行为。
再次，共享单车是否有价值，还要看市场和消费者的检验，如果共享单车只是昙花一现，用不着管，也会自动消亡。但相关部门对共享单车的态度却是代表了近年来多地治理城市的一种思路：新生事物带来麻烦，应当严加管理，丝毫看不到这些新生事物对于城市运行效率的改善，之前对打车软件、网约车行业发展的抑制亦是如此。
公共政策的施力点应该是制定规则，让人遵守规则，而非管住单车。退一步讲，自行车式微以来，小汽车当家，有关部门看不惯汽车数量的突飞猛进，倡导公共交通、慢行系统、绿色出行，也亲自实施公共自行车。那个时候，管理者也并没有强调过停车、违章是个问题。从这一点讲，这也是城市治理的底线，它清晰的显示出一个城市的友好程度，是否以人为本。单车可能毫无用处，但应该由市场决定，而不是政府圈定框框，代替消费者决定他们用什么交通工具出行。
2016年5月16日星期一
洪振快：“新文革”使中国人不安
1966年5月16日，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此通知被认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文革正式发动的标志。“五·一六”，也因此被看作是文革的起点。
时光流逝，半个世纪很快过去，至2016年5月16日，文革发动已经整整50年。然而，历史并没有简单地终结。前几年，薄熙来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的“唱红打黑”，被舆论看作是恢复文革做法。中共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不少态度和做法——比如“两个三十年”（指中共执政的前30年即毛泽东时代，和后30年即改革开放年代）不能互相否定，日益趋紧的对思想文化和媒体的控制，个人崇拜的宣传，等等——刺激了希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极左”力量的神经。官员们在习的严厉要求下，也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以迎合习。
这给不少人留下一种印象，即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复活的趋势。随着“五·一六”日子临近，中国各方政治力量，围绕如何对待文革，展开了一场反思（反对）文革与纪念（支持）文革的政治较量。
最近三个多月来，形势尤其让人不安，中国知识界不少人感到“新文革”已经迫近。先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打破传统做法，大力弘扬主旋律，政治意味太浓，被民间认为与新闻联播没有差别；之后，商人任志强因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习强调的“党媒姓党”的不同看法，被指“公然反党”，官方媒体对任志强发动文革式大批判，国家网信办则以“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的理由勒令关闭了任志强微博账号。最近，任志强被认定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任志强事件集中爆发在2月下旬，被中国知识界称为“文革十日”。
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场演唱会，公开演唱文革中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舞台幕布打出文革中宣传毛泽东的画面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典型的文革口号，还演唱了吹捧习近平的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因而被认为是“文革文化再现”，“红二代”代表人物马晓力随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查处，进而演变成一个事件，处理结果目前还未公布。
毫无疑问，习时代所谓的“新文革”与毛时代的很难比。文革给中国制造了空前的灾难。对于这个灾难的程度，中共官方并没有公布权威的说法。如民间流传的中央高层1980年代的内部统计，文革10年中受迫害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72.8万甚至268万人，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人的死亡总数，但目前无法判断其真伪。不管上述非正常死亡数字是否可靠，但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对文化精英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平民受到的残害也是触目惊心的。
文革中，知识分子广受迫害，很多全国知名的优秀作家、学者、艺术家死于非命，如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著名报人储安平、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严凤英的遭遇最悲惨，因被“造反派”诬陷反党、反毛主席，不堪忍受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因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死后尸体再次受辱：被“造反派”指令的医生割开喉管，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以寻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的报道，1966年8、9月份在首都北京，40天内红卫兵就打死了1772人，制造了“大兴惨案”等血腥恐怖事件。在地方，湖南道县出现了大屠杀。重庆武斗惨绝人寰，死亡2万余人。在广西，按官方1980年代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文革中有不少于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其余都是“战后”屠杀“俘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广西文革中的暴行，还表现在吃人惨剧上：仅武宣县就被吃75人，参与吃人的130人中，有党员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21人。
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对文革中这样广泛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做法，都不会认同，都会彻底反思。然而，在中国，由于文革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否定文革，势必牵涉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过错，进而降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因而文革的罪错无法彻底清算。
文革结束后，包括中共内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部分老干部，出于良知和总结历史经验避免中共重新犯错，曾经有过一定的反思。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定性。该《决议》通过前，曾在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讨论时多数人认为，草案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但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主持起草《决议》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
由于邓小平意识到否定毛泽东也将伤害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因而采用了尽可能维护毛泽东的策略，最后通过的《决议》并没有清算文革罪错，而只是说毛晚年犯了“左”倾错误，以达成最低限度的党内共识。也就是说，其做法是既要否定文革，但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这个不彻底的《决议》留下了不少问题，为“极左”派崇拜毛泽东、一直为文革招魂埋下了伏笔。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遗产成了阻碍改革的力量。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进行三年的整党。整党开始后，发现领导干部受“左”的影响深，妨碍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特别是文革中发展出来的派性干扰整党工作，于是军队首先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清理“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重点打击派性思想。接着，地方上也陆续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最近在微信中，中国知识圈在纷纷传播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在今天的氛围中，《人民日报》刊登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很正常。
事实上，从1984年到1986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明确对文革要“彻底否定”、“完全否定”、“全盘否定”。1984年刊登的署名“本报评论”（代表《人民日报》官方立场）、标题中出现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就有多篇，除4月23日《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之外，还有8月4日《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8月27日《彻底否定“文革”要解剖要害问题》、10月17日《彻底否定“文革”一通百通》等。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中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在斗争，最终代表改革力量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黯然离职。但是，由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伤痛还没有痊愈，中共党内老干部反对文革的力量占有优势，“四人帮”及其党羽被审判、服刑，“三种人”被清理，邓小平也反对个人崇拜，民间思想解放，反对文革的声音占据主流，官方和民间形成合力，毛泽东走下了神坛，支持文革的声音被压制。
然而，最近10年中，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中共第一代老干部相继离世，而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红二代”相继执掌中共政权，导致中共高层对文革的情感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二是中共意识形态害怕反思文革会反噬执政合法性，因而压制对文革的反思，甚至不允许研究文革、讨论文革；民间一直在努力揭露文革的历史真相，但揭露真相的报道一直受到控制。三是改革失误致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权贵和资本勾结，现实问题导致社会不满，使得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的“公平”和“民主”。四是，中共十八大后最高领导人为了避免“亡党亡国”，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屡屡释放欣赏和复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话语，使得中共政治基因中隐藏的“极左”思想得以抬头，意识形态明显“左”转。五是中共政治文化中越“红”越安全，有些人借机搞政治投机，推波助澜，意图火中取栗，有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导致舆论氛围“红色”化越来越严重。六是中共高层有借“左”来平衡“右”，打压自由派的意图，因此扶持红色文化对抗自由思想。
种种原因，导致近年“新文革”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当然，“新文革”不同于旧文革。由于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基础已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因此完全恢复毛时代的旧文革已不可能，但某些文革元素复活，如个人崇拜、“左”的意识形态、强化的严密社会控制等,则已是现实。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中共严密控制的国家，社会走向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和意愿密切相关。中共最高领导层如何对待文革和毛泽东这个遗产，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彻底否定文革，推进改革，符合党心民心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目前文革元素复活，意识形态“左”转，个人崇拜死灰复燃，则使中国背离世界文明发展方向，不仅使大部分中国人感到不安，也将使世界感到不安。目前中国知识层关心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当前的做法还能走多远？
时光流逝，半个世纪很快过去，至2016年5月16日，文革发动已经整整50年。然而，历史并没有简单地终结。前几年，薄熙来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的“唱红打黑”，被舆论看作是恢复文革做法。中共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不少态度和做法——比如“两个三十年”（指中共执政的前30年即毛泽东时代，和后30年即改革开放年代）不能互相否定，日益趋紧的对思想文化和媒体的控制，个人崇拜的宣传，等等——刺激了希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极左”力量的神经。官员们在习的严厉要求下，也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以迎合习。
这给不少人留下一种印象，即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复活的趋势。随着“五·一六”日子临近，中国各方政治力量，围绕如何对待文革，展开了一场反思（反对）文革与纪念（支持）文革的政治较量。
最近三个多月来，形势尤其让人不安，中国知识界不少人感到“新文革”已经迫近。先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打破传统做法，大力弘扬主旋律，政治意味太浓，被民间认为与新闻联播没有差别；之后，商人任志强因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习强调的“党媒姓党”的不同看法，被指“公然反党”，官方媒体对任志强发动文革式大批判，国家网信办则以“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的理由勒令关闭了任志强微博账号。最近，任志强被认定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任志强事件集中爆发在2月下旬，被中国知识界称为“文革十日”。
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场演唱会，公开演唱文革中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舞台幕布打出文革中宣传毛泽东的画面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典型的文革口号，还演唱了吹捧习近平的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因而被认为是“文革文化再现”，“红二代”代表人物马晓力随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查处，进而演变成一个事件，处理结果目前还未公布。
毫无疑问，习时代所谓的“新文革”与毛时代的很难比。文革给中国制造了空前的灾难。对于这个灾难的程度，中共官方并没有公布权威的说法。如民间流传的中央高层1980年代的内部统计，文革10年中受迫害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72.8万甚至268万人，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人的死亡总数，但目前无法判断其真伪。不管上述非正常死亡数字是否可靠，但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对文化精英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平民受到的残害也是触目惊心的。
文革中，知识分子广受迫害，很多全国知名的优秀作家、学者、艺术家死于非命，如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著名报人储安平、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严凤英的遭遇最悲惨，因被“造反派”诬陷反党、反毛主席，不堪忍受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因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死后尸体再次受辱：被“造反派”指令的医生割开喉管，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以寻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的报道，1966年8、9月份在首都北京，40天内红卫兵就打死了1772人，制造了“大兴惨案”等血腥恐怖事件。在地方，湖南道县出现了大屠杀。重庆武斗惨绝人寰，死亡2万余人。在广西，按官方1980年代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文革中有不少于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其余都是“战后”屠杀“俘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广西文革中的暴行，还表现在吃人惨剧上：仅武宣县就被吃75人，参与吃人的130人中，有党员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21人。
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对文革中这样广泛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做法，都不会认同，都会彻底反思。然而，在中国，由于文革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否定文革，势必牵涉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过错，进而降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因而文革的罪错无法彻底清算。
文革结束后，包括中共内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部分老干部，出于良知和总结历史经验避免中共重新犯错，曾经有过一定的反思。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定性。该《决议》通过前，曾在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讨论时多数人认为，草案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但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主持起草《决议》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
由于邓小平意识到否定毛泽东也将伤害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因而采用了尽可能维护毛泽东的策略，最后通过的《决议》并没有清算文革罪错，而只是说毛晚年犯了“左”倾错误，以达成最低限度的党内共识。也就是说，其做法是既要否定文革，但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这个不彻底的《决议》留下了不少问题，为“极左”派崇拜毛泽东、一直为文革招魂埋下了伏笔。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遗产成了阻碍改革的力量。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进行三年的整党。整党开始后，发现领导干部受“左”的影响深，妨碍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特别是文革中发展出来的派性干扰整党工作，于是军队首先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清理“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重点打击派性思想。接着，地方上也陆续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最近在微信中，中国知识圈在纷纷传播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在今天的氛围中，《人民日报》刊登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很正常。
事实上，从1984年到1986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明确对文革要“彻底否定”、“完全否定”、“全盘否定”。1984年刊登的署名“本报评论”（代表《人民日报》官方立场）、标题中出现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就有多篇，除4月23日《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之外，还有8月4日《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8月27日《彻底否定“文革”要解剖要害问题》、10月17日《彻底否定“文革”一通百通》等。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中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在斗争，最终代表改革力量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黯然离职。但是，由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伤痛还没有痊愈，中共党内老干部反对文革的力量占有优势，“四人帮”及其党羽被审判、服刑，“三种人”被清理，邓小平也反对个人崇拜，民间思想解放，反对文革的声音占据主流，官方和民间形成合力，毛泽东走下了神坛，支持文革的声音被压制。
然而，最近10年中，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中共第一代老干部相继离世，而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红二代”相继执掌中共政权，导致中共高层对文革的情感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二是中共意识形态害怕反思文革会反噬执政合法性，因而压制对文革的反思，甚至不允许研究文革、讨论文革；民间一直在努力揭露文革的历史真相，但揭露真相的报道一直受到控制。三是改革失误致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权贵和资本勾结，现实问题导致社会不满，使得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的“公平”和“民主”。四是，中共十八大后最高领导人为了避免“亡党亡国”，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屡屡释放欣赏和复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话语，使得中共政治基因中隐藏的“极左”思想得以抬头，意识形态明显“左”转。五是中共政治文化中越“红”越安全，有些人借机搞政治投机，推波助澜，意图火中取栗，有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导致舆论氛围“红色”化越来越严重。六是中共高层有借“左”来平衡“右”，打压自由派的意图，因此扶持红色文化对抗自由思想。
种种原因，导致近年“新文革”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当然，“新文革”不同于旧文革。由于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基础已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因此完全恢复毛时代的旧文革已不可能，但某些文革元素复活，如个人崇拜、“左”的意识形态、强化的严密社会控制等,则已是现实。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中共严密控制的国家，社会走向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和意愿密切相关。中共最高领导层如何对待文革和毛泽东这个遗产，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彻底否定文革，推进改革，符合党心民心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目前文革元素复活，意识形态“左”转，个人崇拜死灰复燃，则使中国背离世界文明发展方向，不仅使大部分中国人感到不安，也将使世界感到不安。目前中国知识层关心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当前的做法还能走多远？
国家面子的背后：汉城奥运会前的苦役、凌虐与杀戮
“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是一个奇迹，是神的作品，是韩国全体国民的杰作！”
再次提起那年的奥运会，时任组委会主席的朴世直依旧神情陶醉，像在谈论一个神话。在他眼里，那次奥运会是韩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拐点。
的确，那次世界级赛事对韩国而言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但是对一些韩国人而言，他们的噩梦也因此而生。
据美联社报道，汉城奥运会前夕，为了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更加现代的国家，有上万人被强行逮捕，关押至数十个秘密监狱中，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无止境的苦役、强奸与死亡。
“政府一直试图掩盖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我们该如何与他们抗争？”三十多年前，曾在秘密监狱“兄弟之家”被凌虐近5年的崔胜友问道，“我绝望地、不顾一切地想要说出我们的故事。然而，谁会听呢？”
一位受害者曾举着一块要求伸张正义的牌子，在韩国国会大楼前静静地站了一个月，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些受害者们现在大多无家可归，他们住在收容所或精神病院。很多人饱受暴怒、抑郁和贫穷之苦。一些受害者公开呼吁：他们需要道歉，政府也需要承认事实——官员鼓励警察绑架、囚禁了那些完全不该遭此厄运的无辜者。
强奸、殴打与杀戮
1982年的一天，14岁的崔胜友裹着肥大的黑色校服站在街旁，他不敢抬头，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运动鞋。一个警察站在他的面前，控告他偷了一块面包。崔胜友的心吓得砰砰狂跳，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直到三十多年过去，崔胜友提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禁不住流下眼泪：警察一把拽下他的裤子，点燃手里的打火机。崔胜友看到火舌马上就要烧到自己的生殖器，终于，他猛地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不过，当夜，崔胜友就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多么可怕。一个守卫闯进了崔胜友的宿舍，对他上下其手，一把把他的衣服扯掉……崔胜友在进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就被强奸，第二天亦是，然后是第三天……五年里，他说自己几乎每天都在强奸、殴打和苦役中挨过。
而当崔胜友还没能从前一晚的羞辱和恐惧中回过神来，第二天，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眼前。
“一个守卫死死地拽着一名妇女的头发，用棍棒狠狠地殴打她，血从她的头上汩汩冒出。”崔胜友回忆着，后来那个女人永远地停止了挣扎。这是崔胜友第一次目睹死亡，“我呆在那里，止不住地发抖，甚至当一名守卫强奸我的时候都吓得不敢叫出声来。”
还有一次，崔胜友看到7名守卫围殴一名男性。那个男人尖叫着被摁倒，守卫们用一块毯子将他盖住，有的人用脚狠狠地跺他的头，有的人用重拳击打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崔胜友看到暗红色的血液渗透开来，那块蓝色的毯子迅速地被染了色。一番拳打脚踢之后，毯子慢慢滑下，那个男人翻着白眼，没了气。
崔胜友只是被送到这里的成千上万名“犯人”之一。庞大的钢筋水泥结构强行把“兄弟之家”与外面的世界分开，这里的人们日夜面对着那些带着棍棒、领着猎犬的守卫。
这堵墙背后发生的故事都不可避免地与韩国的现代历史息息相关。这些“犯人”在汉城（现称首尔，编者注）申办和筹办奥运会期间被带到这里，只因为执政者想给全世界一个“现代的、干净的”汉城。
1975年，时任总统朴正熙要求各地警察与官员“净化”城市流浪者，警察在“兄弟之家”等机构的帮助下逮捕了数万名民众。这些人不仅包括真正的流浪者、乞丐、窃贼，还有着街头卖口香糖的小贩、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与父母走散的流浪儿童，甚至有一些异见分子，包括曾手持反政府传单的大学生。
他们最终被带往全国36家类似机构，即秘密监狱。根据政府文件显示，约4000人被送往“兄弟之家”，但据“相关资料，其中90%的人甚至根本不符合政府对“流浪者”的定义。
对此，“兄弟之家”的一位管理人员林永颂解释道：“反正他们在街头一样会死。”他是老板朴恩槿的小舅子。
双赢的政府与“血汗工厂”
“让我们拉起双手，举向天空，清晨的平静给我们带来和平的曙光。”
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响彻全球，鼓舞着每一个对未来抱有美好向往的人们，但在“兄弟之家”，曙光来得有些晚。
每一天，日出之前，这里的生活就已经开始，5点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要洗漱完毕，进行晨祷，接下来在晨跑和简单的早餐之后，他们便开始了一天的苦役。
“兄弟之家”的暴行被隐藏在这个巨大的血汗工厂背后。表面上，“兄弟之家”自称是为“犯人”们的将来考虑，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训练，以保证他们今后重返社会时有工作能力。但实际上，“兄弟之家”却大笔地从中渔利。
“兄弟之家”曾是一家孤儿院，在城市净化运动开始之后，这里曾建造了超过20家工厂，他们生产服装、鞋子和其他商品，而具体的工作几乎全部由这里的“犯人”完成。
“犯人”从黎明工作到黄昏，“兄弟之家”本应向他们支付约合170万美元的工资。然而绝大多数的人称自己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在“兄弟之家”，成年人需要做繁重的建筑工作，未成年人有时需要拖地、砌墙，但大多数人们被分配去生产各种产品，包括生产衣服、鞋子，组装圆珠笔和鱼钩。
这些产品行销各国。“兄弟之家”服装厂制造的衣服被发往欧洲，衣服的制作由韩国大宇集团派专人培训。而在造鞋厂里，被关押在“兄弟之家”5年的朴京博清晰地记得自己制造的球鞋印着韩国公司“国际桑飒”（音译）的标志，这家公司的产品主要向美国和欧洲出口。
被囚禁于“兄弟之家”长达八年的金希刚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一大批出口至日本的钓鱼用具因组装问题被退了回来，自己和同事们遭到痛打，差点送命。
除了依靠大批的出口订单获利之外，“兄弟之家”还一直得到政府的补贴，这让他们更愿意主动敦促并帮助警方围捕更多流浪者。
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当地官员需要力量控制住可能会带来隐患的“城市流浪者”，“兄弟之家”刚好成全了他们。
这家机构的老板朴恩槿还因此得到了韩国政府颁发的两枚奖牌，嘉奖他在社会福利工作上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的“功绩”甚至成为了1985年一部电视剧的原型——一个为政府照顾底层民众的“英雄”。
“兄弟之家”的生意蓬勃发展，工厂、政府、公司好像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那些看不到曙光的、真正付出劳作的“犯人”们。
地狱中的地狱
“兄弟之家”的老板忙于计算自己的收益时，受害者们却仍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挣扎。
“人们在痛苦中哀嚎，但我却无能为力。”现年46岁的李采植说。
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13岁的李采植被送进“兄弟之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病房，和其他四个人一起，负责为病人清创、上药和其他一些护理工作。但他们没有任何医疗知识，经常用未经消毒的器械处理伤口，用镊子直接夹走蛆虫。“这是地狱中的地狱，生了病的人只能被丢在那里等死。”
据他介绍，可怕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守卫与“犯人”之间，一些健壮的“犯人”也会拿走其他人的食物，甚至同样强奸、殴打弱者。
一年后，李采植成为了“兄弟之家”的“大哥”金光硕的助理。金光硕原本也是个“犯人”，但因为忠诚而被提拔。
李采植说，这个矮壮的男人几乎每天都在改造室殴打“犯人”，李采植每一次都在边上记录当天的死伤情况，单子上的死亡数字基本上都是4或是5。
一天早上，据李采植回忆，金光硕向“兄弟之家”老板朴恩槿做日常报告，称一个囚犯在前一天晚上被打死。李采植记得，朴老板的声音依旧平静：“埋在后院的山里吧。”
自1975年到1986年，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为513人，但实际数字远远不止。前检察官金龙元在调查中得知，“兄弟之家”拒绝将病人送到医院，除非他们奄奄一息、再也没有力气逃跑。
“这是朴恩槿的王国，他统治的手段就是暴力。”金龙元说，“当被关在一个天天有人被活活打死的地方，人们就不可能对苦役、虐待或者强奸有所抱怨。”
据政府资料显示，刚被抓入“兄弟之家”的人身体状况并不差。但在1985年，至少有15人在被关押的第一个月内死亡；到1986年时，这个数字升至22，死亡理由多半为“心力衰竭”或“身体虚弱”。
当政府官员、传教士或救援人员访问时，一组被选出来的健康人会呈现出一个净化版的“兄弟之家”。其他人被锁在宿舍里，绝望地看着这些无知人士从曾经洒满鲜血的地方走过。
一旦到了6点，大门被锁上，守卫像饿狼般被释放出来。崔胜友所在的牢房里长期住着60到100个孩子，守卫会对他们进行“毫无节制的暴行”，包括频繁的强奸。
“我们被困在这样一个监狱里，谁能来帮助我们呢？没有人。”崔胜友说。
也有人试图自救。
1980年，9岁的朴颂伊在釜山火车站被警察抓住，继而被送往“兄弟之家”。每天，朴颂伊看着那些逃跑未遂的人被一一抓回，经受着最残酷的殴打，血腥的场面让她不敢尝试。但五年之后，她突然意识到，“我的生活可能永远会是这样，不管跑还是不跑我都会死在这里。”
朴颂伊决定改变，她和五个女孩从铁制品工厂拿回一把残破的锯，每天晚上她们小心翼翼地锯开一点宿舍二层的铁窗，每天早上再用口香糖把铁窗粘合在一起避免被人发现。最后，她们从铁窗的缝隙中一点点地挤出，从嵌满玻璃碎渣的墙上一步步爬过，最终逃到了山上。
而当朴颂伊终于带着满身伤痕出现在自己家的门前时，她的父亲晕了过去。
恐怖集中营
“这里确实像是一个集中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曾在“兄弟之家”授课，他了解受害者的悲惨。但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危，他对其中的暴行熟视无睹，并曾经声称只有暴力和军事化管理才能控制好这成千上万不守规矩，试图逃跑的人。
不过，这一次，“兄弟之家”终于等来了一个敢于发声的人。
这一切源于一个偶然。与釜山相邻的蔚山市，新上任的检察官金龙元在捕猎时听向导提起：在附近的一个山上，拿着棍棒的守卫和凶猛的猎狗在看押一些“犯人”。他们开车来到“兄弟之家”门前，听说这里的老板正准备建造一个农常金龙元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罪行”。
1987年1月，一个寒冷的晚上，金龙元带领10名警察突袭了“兄弟之家”的高墙，喝得有些晕乎乎的守卫很快傻了眼。厚重的高墙里，营养不良的受害者被关在拥挤的宿舍，当意想不到的访客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受害者们惊慌失措，马上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
“这不是一个福利机构，而是一个集中营。”金龙元说。他还记得当推开病房房门时，病人们正躺在肮脏的床上大声地咳嗽、绝望地呻吟，好像“只是在等死。”
“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终于被捕，但事情没有这么快解决。朴恩槿要求与金龙元的上司——同时监管蔚山的釜山市首席检察官、后来的司法部长朴熺太见面。见面一天后，釜山市长金柱赫打来电话为朴恩槿求情。金龙元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请求，继而挂断了电话。
在很多关键时刻，都有一些政府高级官员试图阻止金龙元的调查。他们怕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韩国经济刚刚复苏，政治动荡、军事独裁，我上大学的4年换了3任总统。”《朝鲜日报》的体育部部长玉大恒回忆说，朴正熙遇刺后，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政府不想在此时爆发另一桩丑闻，光是应对频繁的学生示威已经够他烦了。
总统办公室一直对金龙元的调查推三阻四。首席检察官朴熺太逼迫金龙元缩小调查范围，甚至要求他停止采访并终止调查。
尽管干扰重重，金龙元还是搜集到了一些银行记录和交易信息。这些证据足以表明，仅在1985年和1986年，朴恩槿就从政府补贴的1000万美元中挪用了300万。但是，朴熺太却迫使金龙元将这个数字改到一半。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这项数额被减到一半，朴恩槿将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金龙元要求判处朴恩槿15年有期徒刑，但经过了漫长的斗争，最高法院于1989年判了朴恩槿2.5年，罪名也仅仅是挪用公款和一些小的罪行，与暴力完全无关。在其他涉案人员中，只有两个守卫被判刑，一人获刑1.5年，另一个则只被判8个月。
“兄弟之家”冰冷的大门最终在1988年关闭。上世纪90年代，建筑工人在“兄弟之家”的旧址挖出了约100具尸骨。
“成百上千的尸骨仍在那里。”李采植指了指不远处陡峭的斜坡。今年1月28日，他和崔胜友再次回到了“兄弟之家”的旧址前，回想起守卫将受害人尸体拖进树林的场景。
而那些由这些已经逝去的“犯人”生产出的产品，已被销往世界各地；那些默认“兄弟之家”抓捕“犯人”的官员们，曾经或者仍在政府中处于高位；而那位出狱后的老板朴恩槿继续依靠福利机构和房地产赚钱。“兄弟之家”旧址在2001年以约27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建筑公司。而在2年前，经营“兄弟之家”的家族，仍到处运营慈善机构和学校。
如今，现政府还是拒绝重新讨论该事件，也拒绝反对党议员推动这项调查。他们称证据过于年久，无法翻案。现在，韩国政府再一次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另一项世界级体育赛事——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
内务部官员安政泰称，抓住一个事件不放，只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可能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他补充说，这些受害者该把情况上报给“真相委员会”。然而，“真相委员会”不过是韩国政府在21世纪初建立的一个临时性委员会。
“我们无法给每一件小事立法，自朝鲜战争以来，这样的事件太多了。”安政泰说。
再次提起那年的奥运会，时任组委会主席的朴世直依旧神情陶醉，像在谈论一个神话。在他眼里，那次奥运会是韩国走向现代文明的重要拐点。
的确，那次世界级赛事对韩国而言确实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但是对一些韩国人而言，他们的噩梦也因此而生。
据美联社报道，汉城奥运会前夕，为了让全世界看到一个更加现代的国家，有上万人被强行逮捕，关押至数十个秘密监狱中，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无止境的苦役、强奸与死亡。
“政府一直试图掩盖那些年发生的事情，我们该如何与他们抗争？”三十多年前，曾在秘密监狱“兄弟之家”被凌虐近5年的崔胜友问道，“我绝望地、不顾一切地想要说出我们的故事。然而，谁会听呢？”
一位受害者曾举着一块要求伸张正义的牌子，在韩国国会大楼前静静地站了一个月，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这些受害者们现在大多无家可归，他们住在收容所或精神病院。很多人饱受暴怒、抑郁和贫穷之苦。一些受害者公开呼吁：他们需要道歉，政府也需要承认事实——官员鼓励警察绑架、囚禁了那些完全不该遭此厄运的无辜者。
强奸、殴打与杀戮
1982年的一天，14岁的崔胜友裹着肥大的黑色校服站在街旁，他不敢抬头，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运动鞋。一个警察站在他的面前，控告他偷了一块面包。崔胜友的心吓得砰砰狂跳，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情。
直到三十多年过去，崔胜友提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禁不住流下眼泪：警察一把拽下他的裤子，点燃手里的打火机。崔胜友看到火舌马上就要烧到自己的生殖器，终于，他猛地点了点头，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不过，当夜，崔胜友就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多么可怕。一个守卫闯进了崔胜友的宿舍，对他上下其手，一把把他的衣服扯掉……崔胜友在进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就被强奸，第二天亦是，然后是第三天……五年里，他说自己几乎每天都在强奸、殴打和苦役中挨过。
而当崔胜友还没能从前一晚的羞辱和恐惧中回过神来，第二天，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眼前。
“一个守卫死死地拽着一名妇女的头发，用棍棒狠狠地殴打她，血从她的头上汩汩冒出。”崔胜友回忆着，后来那个女人永远地停止了挣扎。这是崔胜友第一次目睹死亡，“我呆在那里，止不住地发抖，甚至当一名守卫强奸我的时候都吓得不敢叫出声来。”
还有一次，崔胜友看到7名守卫围殴一名男性。那个男人尖叫着被摁倒，守卫们用一块毯子将他盖住，有的人用脚狠狠地跺他的头，有的人用重拳击打他身体的其他部位。崔胜友看到暗红色的血液渗透开来，那块蓝色的毯子迅速地被染了色。一番拳打脚踢之后，毯子慢慢滑下，那个男人翻着白眼，没了气。
崔胜友只是被送到这里的成千上万名“犯人”之一。庞大的钢筋水泥结构强行把“兄弟之家”与外面的世界分开，这里的人们日夜面对着那些带着棍棒、领着猎犬的守卫。
这堵墙背后发生的故事都不可避免地与韩国的现代历史息息相关。这些“犯人”在汉城（现称首尔，编者注）申办和筹办奥运会期间被带到这里，只因为执政者想给全世界一个“现代的、干净的”汉城。
1975年，时任总统朴正熙要求各地警察与官员“净化”城市流浪者，警察在“兄弟之家”等机构的帮助下逮捕了数万名民众。这些人不仅包括真正的流浪者、乞丐、窃贼，还有着街头卖口香糖的小贩、生活困难的残疾人、与父母走散的流浪儿童，甚至有一些异见分子，包括曾手持反政府传单的大学生。
他们最终被带往全国36家类似机构，即秘密监狱。根据政府文件显示，约4000人被送往“兄弟之家”，但据“相关资料，其中90%的人甚至根本不符合政府对“流浪者”的定义。
对此，“兄弟之家”的一位管理人员林永颂解释道：“反正他们在街头一样会死。”他是老板朴恩槿的小舅子。
双赢的政府与“血汗工厂”
“让我们拉起双手，举向天空，清晨的平静给我们带来和平的曙光。”
1988年，汉城奥运会的主题歌响彻全球，鼓舞着每一个对未来抱有美好向往的人们，但在“兄弟之家”，曙光来得有些晚。
每一天，日出之前，这里的生活就已经开始，5点半，所有的“兄弟姐妹”都要洗漱完毕，进行晨祷，接下来在晨跑和简单的早餐之后，他们便开始了一天的苦役。
“兄弟之家”的暴行被隐藏在这个巨大的血汗工厂背后。表面上，“兄弟之家”自称是为“犯人”们的将来考虑，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训练，以保证他们今后重返社会时有工作能力。但实际上，“兄弟之家”却大笔地从中渔利。
“兄弟之家”曾是一家孤儿院，在城市净化运动开始之后，这里曾建造了超过20家工厂，他们生产服装、鞋子和其他商品，而具体的工作几乎全部由这里的“犯人”完成。
“犯人”从黎明工作到黄昏，“兄弟之家”本应向他们支付约合170万美元的工资。然而绝大多数的人称自己一分钱也没有得到。
在“兄弟之家”，成年人需要做繁重的建筑工作，未成年人有时需要拖地、砌墙，但大多数人们被分配去生产各种产品，包括生产衣服、鞋子，组装圆珠笔和鱼钩。
这些产品行销各国。“兄弟之家”服装厂制造的衣服被发往欧洲，衣服的制作由韩国大宇集团派专人培训。而在造鞋厂里，被关押在“兄弟之家”5年的朴京博清晰地记得自己制造的球鞋印着韩国公司“国际桑飒”（音译）的标志，这家公司的产品主要向美国和欧洲出口。
被囚禁于“兄弟之家”长达八年的金希刚回忆道，上世纪70年代，一大批出口至日本的钓鱼用具因组装问题被退了回来，自己和同事们遭到痛打，差点送命。
除了依靠大批的出口订单获利之外，“兄弟之家”还一直得到政府的补贴，这让他们更愿意主动敦促并帮助警方围捕更多流浪者。
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当地官员需要力量控制住可能会带来隐患的“城市流浪者”，“兄弟之家”刚好成全了他们。
这家机构的老板朴恩槿还因此得到了韩国政府颁发的两枚奖牌，嘉奖他在社会福利工作上做出的杰出贡献。他的“功绩”甚至成为了1985年一部电视剧的原型——一个为政府照顾底层民众的“英雄”。
“兄弟之家”的生意蓬勃发展，工厂、政府、公司好像都能从中受益，除了那些看不到曙光的、真正付出劳作的“犯人”们。
地狱中的地狱
“兄弟之家”的老板忙于计算自己的收益时，受害者们却仍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挣扎。
“人们在痛苦中哀嚎，但我却无能为力。”现年46岁的李采植说。
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13岁的李采植被送进“兄弟之家”。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病房，和其他四个人一起，负责为病人清创、上药和其他一些护理工作。但他们没有任何医疗知识，经常用未经消毒的器械处理伤口，用镊子直接夹走蛆虫。“这是地狱中的地狱，生了病的人只能被丢在那里等死。”
据他介绍，可怕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守卫与“犯人”之间，一些健壮的“犯人”也会拿走其他人的食物，甚至同样强奸、殴打弱者。
一年后，李采植成为了“兄弟之家”的“大哥”金光硕的助理。金光硕原本也是个“犯人”，但因为忠诚而被提拔。
李采植说，这个矮壮的男人几乎每天都在改造室殴打“犯人”，李采植每一次都在边上记录当天的死伤情况，单子上的死亡数字基本上都是4或是5。
一天早上，据李采植回忆，金光硕向“兄弟之家”老板朴恩槿做日常报告，称一个囚犯在前一天晚上被打死。李采植记得，朴老板的声音依旧平静：“埋在后院的山里吧。”
自1975年到1986年，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为513人，但实际数字远远不止。前检察官金龙元在调查中得知，“兄弟之家”拒绝将病人送到医院，除非他们奄奄一息、再也没有力气逃跑。
“这是朴恩槿的王国，他统治的手段就是暴力。”金龙元说，“当被关在一个天天有人被活活打死的地方，人们就不可能对苦役、虐待或者强奸有所抱怨。”
据政府资料显示，刚被抓入“兄弟之家”的人身体状况并不差。但在1985年，至少有15人在被关押的第一个月内死亡；到1986年时，这个数字升至22，死亡理由多半为“心力衰竭”或“身体虚弱”。
当政府官员、传教士或救援人员访问时，一组被选出来的健康人会呈现出一个净化版的“兄弟之家”。其他人被锁在宿舍里，绝望地看着这些无知人士从曾经洒满鲜血的地方走过。
一旦到了6点，大门被锁上，守卫像饿狼般被释放出来。崔胜友所在的牢房里长期住着60到100个孩子，守卫会对他们进行“毫无节制的暴行”，包括频繁的强奸。
“我们被困在这样一个监狱里，谁能来帮助我们呢？没有人。”崔胜友说。
也有人试图自救。
1980年，9岁的朴颂伊在釜山火车站被警察抓住，继而被送往“兄弟之家”。每天，朴颂伊看着那些逃跑未遂的人被一一抓回，经受着最残酷的殴打，血腥的场面让她不敢尝试。但五年之后，她突然意识到，“我的生活可能永远会是这样，不管跑还是不跑我都会死在这里。”
朴颂伊决定改变，她和五个女孩从铁制品工厂拿回一把残破的锯，每天晚上她们小心翼翼地锯开一点宿舍二层的铁窗，每天早上再用口香糖把铁窗粘合在一起避免被人发现。最后，她们从铁窗的缝隙中一点点地挤出，从嵌满玻璃碎渣的墙上一步步爬过，最终逃到了山上。
而当朴颂伊终于带着满身伤痕出现在自己家的门前时，她的父亲晕了过去。
恐怖集中营
“这里确实像是一个集中营。”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曾在“兄弟之家”授课，他了解受害者的悲惨。但由于担心自己的安危，他对其中的暴行熟视无睹，并曾经声称只有暴力和军事化管理才能控制好这成千上万不守规矩，试图逃跑的人。
不过，这一次，“兄弟之家”终于等来了一个敢于发声的人。
这一切源于一个偶然。与釜山相邻的蔚山市，新上任的检察官金龙元在捕猎时听向导提起：在附近的一个山上，拿着棍棒的守卫和凶猛的猎狗在看押一些“犯人”。他们开车来到“兄弟之家”门前，听说这里的老板正准备建造一个农常金龙元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罪行”。
1987年1月，一个寒冷的晚上，金龙元带领10名警察突袭了“兄弟之家”的高墙，喝得有些晕乎乎的守卫很快傻了眼。厚重的高墙里，营养不良的受害者被关在拥挤的宿舍，当意想不到的访客出现在他们面前时，受害者们惊慌失措，马上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
“这不是一个福利机构，而是一个集中营。”金龙元说。他还记得当推开病房房门时，病人们正躺在肮脏的床上大声地咳嗽、绝望地呻吟，好像“只是在等死。”
“兄弟之家”的老板朴恩槿终于被捕，但事情没有这么快解决。朴恩槿要求与金龙元的上司——同时监管蔚山的釜山市首席检察官、后来的司法部长朴熺太见面。见面一天后，釜山市长金柱赫打来电话为朴恩槿求情。金龙元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请求，继而挂断了电话。
在很多关键时刻，都有一些政府高级官员试图阻止金龙元的调查。他们怕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韩国经济刚刚复苏，政治动荡、军事独裁，我上大学的4年换了3任总统。”《朝鲜日报》的体育部部长玉大恒回忆说，朴正熙遇刺后，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政府不想在此时爆发另一桩丑闻，光是应对频繁的学生示威已经够他烦了。
总统办公室一直对金龙元的调查推三阻四。首席检察官朴熺太逼迫金龙元缩小调查范围，甚至要求他停止采访并终止调查。
尽管干扰重重，金龙元还是搜集到了一些银行记录和交易信息。这些证据足以表明，仅在1985年和1986年，朴恩槿就从政府补贴的1000万美元中挪用了300万。但是，朴熺太却迫使金龙元将这个数字改到一半。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这项数额被减到一半，朴恩槿将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
金龙元要求判处朴恩槿15年有期徒刑，但经过了漫长的斗争，最高法院于1989年判了朴恩槿2.5年，罪名也仅仅是挪用公款和一些小的罪行，与暴力完全无关。在其他涉案人员中，只有两个守卫被判刑，一人获刑1.5年，另一个则只被判8个月。
“兄弟之家”冰冷的大门最终在1988年关闭。上世纪90年代，建筑工人在“兄弟之家”的旧址挖出了约100具尸骨。
“成百上千的尸骨仍在那里。”李采植指了指不远处陡峭的斜坡。今年1月28日，他和崔胜友再次回到了“兄弟之家”的旧址前，回想起守卫将受害人尸体拖进树林的场景。
而那些由这些已经逝去的“犯人”生产出的产品，已被销往世界各地；那些默认“兄弟之家”抓捕“犯人”的官员们，曾经或者仍在政府中处于高位；而那位出狱后的老板朴恩槿继续依靠福利机构和房地产赚钱。“兄弟之家”旧址在2001年以约27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建筑公司。而在2年前，经营“兄弟之家”的家族，仍到处运营慈善机构和学校。
如今，现政府还是拒绝重新讨论该事件，也拒绝反对党议员推动这项调查。他们称证据过于年久，无法翻案。现在，韩国政府再一次开始紧锣密鼓地筹备另一项世界级体育赛事——2018年韩国平昌冬奥会。
内务部官员安政泰称，抓住一个事件不放，只会加重政府的财政负担，而且有可能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他补充说，这些受害者该把情况上报给“真相委员会”。然而，“真相委员会”不过是韩国政府在21世纪初建立的一个临时性委员会。
“我们无法给每一件小事立法，自朝鲜战争以来，这样的事件太多了。”安政泰说。
红色大象之囧：中铁梦碎委内瑞拉危机，高盛安全撤离
自2008年以来，中国（透过国家开发银行）已经借给委内瑞拉近370亿美元，俨然成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的大金主。这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并不难以理解，中国得以与为其在2015年提供了4-5%的进口石油的国家建立亲密关系，而委内瑞拉则能拥有一个为其建设项目提供资金的扑满。
其中一项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被誉为南美的第一架高速列车——迪纳科—阿纳科高铁。这是一个高达75亿美元的项目，旨在让一个由中国企业组成的财团向世界展现它们的工程设计及施工能力。铁路全程长达300英里，每年能以每小时135英里的速度接载多达500万名乘客和980万吨货物。然而，今时今日，项目却处于休眠状态。最终展示的，仅有一个位于入口处的破碎拱门——象征着委内瑞拉的失败以及中国借贷计划的悠哉游哉。
以下是来自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相关报导：
“它曾一度被标榜为社会主义兄弟情谊的典范：南美洲的第一架高速列车，由中国的技术所支撑，纵横交错于委内瑞拉，为其落后的平原地区带来发展。现在这几乎已被完全放弃，成为了经济崩溃以及漂浮不定的战略关系的象征。
这个曾经建有许多现代建筑的区域，如今已被牛群所侵占，吃着被该项目所丢空的破落工厂内迅速增加的野草。一个写着中文和西班牙文的红色拱门是这个在16个月前仍然拥有800名工人的繁华据地所留下的唯一证明。
就在当时，该项目的中国管理人员们悄悄地撤走了。
与其他在委内瑞拉由政治动机所启动的未完成项目一样，该项目被政府批评者们称为“红色的大象”，腐朽的基础设施与该项目充满前途的开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十多年前，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曾经期望迪纳科—阿纳科高铁能为平原地区吸引移民以及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沿海地区那里吸引投资。
查韦斯转向中国——他最亲密的意识形态盟友之一寻求该项目的工程设计以及融资的帮助，作为高达75亿美元的交易的其中一部分，该项目使委内瑞拉成为了世界上接受最多中国贷款的国家。
一个由世界上最大的火车制造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所带领的国企集团负责实施建设。
然而，工程距离原定的完工日期逾期了4年，而且倘若开工，一切进行得犹如爬行一般缓慢。
在其中一个美联社所参观的营房设施里，五六个工人挤在一个巨大的水泥搅拌机的阴影下乘凉，另外两位打着赤膊的经理则躺在控制台上吸烟。
该项目的败落迹象在萨拉萨最为明显，它曾经拥有一个生产大量水泥铁路枕木的竞技场般大小的工厂。自2013年以来从政府新闻报道可见，该处已耸立着修剪整齐的草坪和室外篮球场，组成了中国和委内瑞拉工人的社区。
就在最后一批中国经理在2015年1月撤走的不久后，一群当地的暴民（其中一些持有武器）洗劫了现场并带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首先，小卡车搬走了发电机、电脑以及空调。然后，破坏者们便把几十栋建筑物四分五裂，以拆下金属壁板、铜线和瓷砖，其中一些现在被摆在路边摊出售。
Jesus Eduardo Rodriguez，一位居住在工厂所在的牧场上的牧场业主表示，该场掠夺持续了两个星期。
几位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表示，该场抢劫就发生在国民警卫队的眼前，他们声称警卫队与城镇的亲政府市长Wilfredo Balza合作，因此这场洗劫并没有获得媒体的关注。
Balza市长并没有回复美联社记者无数次的电话和短信查询，并且在记者到访市政厅时表示不方便受访。
Rodriguez表示：“他们摧毁了一切，我们回家时几乎快哭了，看着他们的所作所为。”他最终把巨大的煤渣块搬来以切断通往该废弃物业的道路。
发给北京中国中铁的邮件并没有得到回复，而尽管记者向该公司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办公室多次致电并到访两次，他们仍未就此事件发表评论。”
当高盛正试图利用委内瑞拉的经济衰退赚钱时，中国正在离她而去。
尽管中国一直在与委内瑞拉进行债务重组，但随着油价的不断挣扎，并且考虑到委内瑞拉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切，债务违约可能即将发生。
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大部分人发觉委内瑞拉的残局之前，高盛已经安全地卸下了所有的风险。
其中一项两国之间的合作项目被誉为南美的第一架高速列车——迪纳科—阿纳科高铁。这是一个高达75亿美元的项目，旨在让一个由中国企业组成的财团向世界展现它们的工程设计及施工能力。铁路全程长达300英里，每年能以每小时135英里的速度接载多达500万名乘客和980万吨货物。然而，今时今日，项目却处于休眠状态。最终展示的，仅有一个位于入口处的破碎拱门——象征着委内瑞拉的失败以及中国借贷计划的悠哉游哉。
以下是来自美国联合通讯社的相关报导：
“它曾一度被标榜为社会主义兄弟情谊的典范：南美洲的第一架高速列车，由中国的技术所支撑，纵横交错于委内瑞拉，为其落后的平原地区带来发展。现在这几乎已被完全放弃，成为了经济崩溃以及漂浮不定的战略关系的象征。
这个曾经建有许多现代建筑的区域，如今已被牛群所侵占，吃着被该项目所丢空的破落工厂内迅速增加的野草。一个写着中文和西班牙文的红色拱门是这个在16个月前仍然拥有800名工人的繁华据地所留下的唯一证明。
就在当时，该项目的中国管理人员们悄悄地撤走了。
与其他在委内瑞拉由政治动机所启动的未完成项目一样，该项目被政府批评者们称为“红色的大象”，腐朽的基础设施与该项目充满前途的开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十多年前，当时的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查韦斯（Hugo Chavez）曾经期望迪纳科—阿纳科高铁能为平原地区吸引移民以及从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沿海地区那里吸引投资。
查韦斯转向中国——他最亲密的意识形态盟友之一寻求该项目的工程设计以及融资的帮助，作为高达75亿美元的交易的其中一部分，该项目使委内瑞拉成为了世界上接受最多中国贷款的国家。
一个由世界上最大的火车制造商——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所带领的国企集团负责实施建设。
然而，工程距离原定的完工日期逾期了4年，而且倘若开工，一切进行得犹如爬行一般缓慢。
在其中一个美联社所参观的营房设施里，五六个工人挤在一个巨大的水泥搅拌机的阴影下乘凉，另外两位打着赤膊的经理则躺在控制台上吸烟。
该项目的败落迹象在萨拉萨最为明显，它曾经拥有一个生产大量水泥铁路枕木的竞技场般大小的工厂。自2013年以来从政府新闻报道可见，该处已耸立着修剪整齐的草坪和室外篮球场，组成了中国和委内瑞拉工人的社区。
就在最后一批中国经理在2015年1月撤走的不久后，一群当地的暴民（其中一些持有武器）洗劫了现场并带走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首先，小卡车搬走了发电机、电脑以及空调。然后，破坏者们便把几十栋建筑物四分五裂，以拆下金属壁板、铜线和瓷砖，其中一些现在被摆在路边摊出售。
Jesus Eduardo Rodriguez，一位居住在工厂所在的牧场上的牧场业主表示，该场掠夺持续了两个星期。
几位因为害怕报复而不愿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表示，该场抢劫就发生在国民警卫队的眼前，他们声称警卫队与城镇的亲政府市长Wilfredo Balza合作，因此这场洗劫并没有获得媒体的关注。
Balza市长并没有回复美联社记者无数次的电话和短信查询，并且在记者到访市政厅时表示不方便受访。
Rodriguez表示：“他们摧毁了一切，我们回家时几乎快哭了，看着他们的所作所为。”他最终把巨大的煤渣块搬来以切断通往该废弃物业的道路。
发给北京中国中铁的邮件并没有得到回复，而尽管记者向该公司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办公室多次致电并到访两次，他们仍未就此事件发表评论。”
当高盛正试图利用委内瑞拉的经济衰退赚钱时，中国正在离她而去。
尽管中国一直在与委内瑞拉进行债务重组，但随着油价的不断挣扎，并且考虑到委内瑞拉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切，债务违约可能即将发生。
可以肯定的是，早在大部分人发觉委内瑞拉的残局之前，高盛已经安全地卸下了所有的风险。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华尔街日报》中国要求经济学家勿就中国经济发表悲观看法
中国政府部门正在瞄向一系列新的目标：那些对中国经济持悲观看法的经济学家、分析师和财经记者。
据了解情况的政府官员和经济评论人士称，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新闻媒体审查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官员已对一些评论人士发出口头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对经济发表与政府的乐观表态不一致的言论。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国泰君安证券(Guotai Junan Securities Co.)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在近期就收到警告；林采宜曾对公司债规模上升、楼市供应过剩以及人民币贬值公开表达过担忧。这是她第二次接到警告。这些知情人士称，第一次来自证券监管部门，最近这一次来自她所在的国有企业的合规部门，要求她不要就中国经济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发表过于悲观的言论。
面对金融监管部门致力于稳定市场而施加的压力，券商的股票分析师越来越慎于发布针对上市公司的批评性报告。与此同时，至少有一家中国智库被宣传部门官员告知，不要质疑政府帮助国有企业削减债务的计划。
虽然政府对经济言论控制的证据是零散的，但控制的范围似乎很广。政府部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或不予置评。不同于政治评论或社会政策评论，对经济和商业的评论在中国受到的限制较少，因为政府官员默认，相对自由的信息流动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力。
去年中国政府在股市和汇率政策上都有失误，之后又加强对经济报道的控制，这让投资者对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增长的放缓心生疑虑。过去两个月，中共领导层极力唱好经济形势，试图缓解全球市场的担忧。
对经济报道的控制使人更难获取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信息，从而令本就已对中国官方数据和声明可靠性心存疑虑的投资者更加感到不安。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副主管肯尼迪(Scott Kennedy)表示，如果中国想要顺利涉过起伏不定的经济水域，经济学家的积极讨论以及公众对这种讨论的信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中共和政府只想听好消息，那么最好还是什么也不要听，因为好消息没有任何价值。
在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后进行艰难经济转型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使中共做好行动准备并争取公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广泛收紧对社会的控制。目前为止，目标包括维权律师、社交媒体人士、外国非营利组织和批评政策的中共党员。
尽管中国对外国媒体的限制一直很严，但目前变得越来越严，越来越多外国出版物的网站在中国境内被屏蔽，包括《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索罗斯(George Soros)等国际金融家今年初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悲观的情况下，一些（（政府官员））表示，中国领导人和高层官员中出现了受围心态。了解讨论内容的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在中南海召开的高级别会议上，一些高层官员呼吁压制任何可能鼓励外国人“做空中国”的批评。
一位与会的官员称，当有人试图告诉那些官员外国投机者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时，可以看出他们不太高兴。
习近平今年年初走访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这三大国有新闻媒体。习近平教导他们要紧跟党的路线走、“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国的记者称，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不仅得避开批评性的话题，还得撰写有关经济的乐观报道。他们表示，举例来说，负责中国股市的记者被告知报道内容应以证券监管部门的官方公告为主要口径。
某国有媒体的一名高级编辑称，作为一名中国记者，现在什么都能做，就是不能做新闻。这名编辑称，其所在单位认为一名记者对去年夏天股市暴跌原因所做的调查过于深入，因此强迫这名记者休假。
阻止批评性观点表达的做法已不仅限于公共新闻和投资者论坛里的评论，同时还包括政策研究和市场分析文章。这样做可能会扭曲那些领导人、官员和投资者赖以作出决定的信息。
在外界对于资金流出中国的担忧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央行2月份时突然停止公布商业银行外汇占款数据，而该数据一直被市场分析师视为了解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状况的重要渠道。在几天后公布的声明中，中国央行称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该数据已不再能真实反映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情况。
国泰君安的林采宜表示，她去年秋天收到指示，在对人民币进行公开评论时立场需要温和一些。去年10月份她参加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一个经济论坛时承认获得此类指示。
林采宜当时向与会者表示，她被监管部门告知不要建议做空人民币，因此她只能建议购买美元。
林采宜、国泰君安和中国证监会未回覆置评请求。
据一些经济学家透露，在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市政府宣传部门近期指示一家本地智库机构停止对中国计划实施的一项债转股计划进行研究。该计划旨在帮助大型国有企业削减负债。据这些经济学家称，政府这么做的理由是，考虑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其他一些官员已批准这一计划，不希望上述研究提出一些不利的证据。
债转股计划允许银行将企业的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但许多分析师指出，该计划存在风险，可能令那些本该破产的公司苟延残喘，同时导致银行在资本困境中越陷越深。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改变其论调。4月中旬，中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香港对投资者发表了悲观的经济评估。
据参加了这次闭门会议的知情者透露，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ssence Securities Co.)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投资者说，尽管近期出现了反弹迹象，但很多官方数据并不可靠，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很大问题。
这些内容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两天后，高善文在中国热门通讯应用微信(WeChat)的公号上做出澄清，称上述内容是杜撰的。他随后就经济形势发表了一份不含批评言论的报告。高善文及安信证券的代表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据了解情况的政府官员和经济评论人士称，中国金融监管机构、新闻媒体审查机构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官员已对一些评论人士发出口头警告，要求他们不要对经济发表与政府的乐观表态不一致的言论。
上述知情人士透露，国泰君安证券(Guotai Junan Securities Co.)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在近期就收到警告；林采宜曾对公司债规模上升、楼市供应过剩以及人民币贬值公开表达过担忧。这是她第二次接到警告。这些知情人士称，第一次来自证券监管部门，最近这一次来自她所在的国有企业的合规部门，要求她不要就中国经济尤其是人民币汇率发表过于悲观的言论。
面对金融监管部门致力于稳定市场而施加的压力，券商的股票分析师越来越慎于发布针对上市公司的批评性报告。与此同时，至少有一家中国智库被宣传部门官员告知，不要质疑政府帮助国有企业削减债务的计划。
虽然政府对经济言论控制的证据是零散的，但控制的范围似乎很广。政府部门没有回应置评请求或不予置评。不同于政治评论或社会政策评论，对经济和商业的评论在中国受到的限制较少，因为政府官员默认，相对自由的信息流动有利于提高经济活力。
去年中国政府在股市和汇率政策上都有失误，之后又加强对经济报道的控制，这让投资者对于政府是否有能力应对增长的放缓心生疑虑。过去两个月，中共领导层极力唱好经济形势，试图缓解全球市场的担忧。
对经济报道的控制使人更难获取中国这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信息，从而令本就已对中国官方数据和声明可靠性心存疑虑的投资者更加感到不安。
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机构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的副主管肯尼迪(Scott Kennedy)表示，如果中国想要顺利涉过起伏不定的经济水域，经济学家的积极讨论以及公众对这种讨论的信心是非常关键的；如果中共和政府只想听好消息，那么最好还是什么也不要听，因为好消息没有任何价值。
在数十年的经济增长后进行艰难经济转型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试图使中共做好行动准备并争取公众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近年来政府一直在广泛收紧对社会的控制。目前为止，目标包括维权律师、社交媒体人士、外国非营利组织和批评政策的中共党员。
尽管中国对外国媒体的限制一直很严，但目前变得越来越严，越来越多外国出版物的网站在中国境内被屏蔽，包括《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在索罗斯(George Soros)等国际金融家今年初对中国经济前景表示悲观的情况下，一些（（政府官员））表示，中国领导人和高层官员中出现了受围心态。了解讨论内容的官员表示，过去几个月在中南海召开的高级别会议上，一些高层官员呼吁压制任何可能鼓励外国人“做空中国”的批评。
一位与会的官员称，当有人试图告诉那些官员外国投机者并不是最大的问题时，可以看出他们不太高兴。
习近平今年年初走访了新华社、《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这三大国有新闻媒体。习近平教导他们要紧跟党的路线走、“讲好中国故事”、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中国的记者称，在这样的压力下，他们不仅得避开批评性的话题，还得撰写有关经济的乐观报道。他们表示，举例来说，负责中国股市的记者被告知报道内容应以证券监管部门的官方公告为主要口径。
某国有媒体的一名高级编辑称，作为一名中国记者，现在什么都能做，就是不能做新闻。这名编辑称，其所在单位认为一名记者对去年夏天股市暴跌原因所做的调查过于深入，因此强迫这名记者休假。
阻止批评性观点表达的做法已不仅限于公共新闻和投资者论坛里的评论，同时还包括政策研究和市场分析文章。这样做可能会扭曲那些领导人、官员和投资者赖以作出决定的信息。
在外界对于资金流出中国的担忧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央行2月份时突然停止公布商业银行外汇占款数据，而该数据一直被市场分析师视为了解中国跨境资金流动状况的重要渠道。在几天后公布的声明中，中国央行称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该数据已不再能真实反映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情况。
国泰君安的林采宜表示，她去年秋天收到指示，在对人民币进行公开评论时立场需要温和一些。去年10月份她参加上海复旦大学举办的一个经济论坛时承认获得此类指示。
林采宜当时向与会者表示，她被监管部门告知不要建议做空人民币，因此她只能建议购买美元。
林采宜、国泰君安和中国证监会未回覆置评请求。
据一些经济学家透露，在作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上海，市政府宣传部门近期指示一家本地智库机构停止对中国计划实施的一项债转股计划进行研究。该计划旨在帮助大型国有企业削减负债。据这些经济学家称，政府这么做的理由是，考虑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和其他一些官员已批准这一计划，不希望上述研究提出一些不利的证据。
债转股计划允许银行将企业的不良贷款置换为股权。但许多分析师指出，该计划存在风险，可能令那些本该破产的公司苟延残喘，同时导致银行在资本困境中越陷越深。
在这种背景下，一些经济学家正在改变其论调。4月中旬，中国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在香港对投资者发表了悲观的经济评估。
据参加了这次闭门会议的知情者透露，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Essence Securities Co.)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投资者说，尽管近期出现了反弹迹象，但很多官方数据并不可靠，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很大问题。
这些内容迅速在社交媒体上传播。两天后，高善文在中国热门通讯应用微信(WeChat)的公号上做出澄清，称上述内容是杜撰的。他随后就经济形势发表了一份不含批评言论的报告。高善文及安信证券的代表没有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
中国政府提议在主要互联网公司持股1%？网络监管可能更严格
今日，《经济通通讯社２８日专讯》据外电引述消息人士称，中国监管部门提出了一项由政府在中国大型互联网公司持股1%的提议，根据提议，政府将在其购买了这种“特殊管理股”的公司拥有一个董事会席位，从而对公司的内容和审查政策拥有更直接的影响力。目前，中国互联网和媒体监管部门正在就该提议征求公司的意见。
据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该提议并不明确，最终可能也不会实施。但如果实施，可能受到影响的公司包括在网信办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下的企业，意味着政府对互联网的管控可能会更加严格。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产业这几年开始高度重视，一面就是大力推动所谓的“互联网+”，而硬币的另一面必然是对互联网的监管。比如广电步步加大对网络剧的监管力度，比如最近火爆的移动直播，爆发之际马上迎来各种监管条约。
另外，从今年年初以来，互联网金融公司也遇到前所未有的监管力度。e租宝、中晋系等打着“网络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案件受到严格查处。与此同时，国字头资本斥巨资进入优质互联网金融公司，如蚂蚁金服。蚂蚁金服日前宣布的B轮融资，新增战略投资者即中投海外和建信信托（中国建设银行下属子公司）分别领衔的投资团。
除了上述视频、互联网金融领域，本文开头所说的“持股1%”的提议，还有可能指向一些不局限于视频的新媒体形态公司。
4月19日，国家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他当时指出，
“我国有7亿网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我国互联网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去了，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是国家的光荣。应该鼓励和支持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创新主体、产业主体，鼓励和支持企业布局前沿技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创造和把握更多机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海外发展空间。政府要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减轻企业负担，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外国互联网企业，只要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我们都欢迎。”
而在2月19日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也曾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
一方面，政府肯定会向各国字头媒体加大投入，扶持其在新媒体方面的成长；另一方面，政府想来也会有意直接通过资本投资入股已在市场上长大的互联网公司或新媒体公司，以获取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持股1%”的传闻也不算空穴来风。
1%就可以控股，特别董事，一票否决权。56年公私合营还给钱了，这次连钱都不打算给。
据知情人士的消息称，该提议并不明确，最终可能也不会实施。但如果实施，可能受到影响的公司包括在网信办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监管下的企业，意味着政府对互联网的管控可能会更加严格。
中国政府对互联网产业这几年开始高度重视，一面就是大力推动所谓的“互联网+”，而硬币的另一面必然是对互联网的监管。比如广电步步加大对网络剧的监管力度，比如最近火爆的移动直播，爆发之际马上迎来各种监管条约。
另外，从今年年初以来，互联网金融公司也遇到前所未有的监管力度。e租宝、中晋系等打着“网络金融”旗号的非法集资案件受到严格查处。与此同时，国字头资本斥巨资进入优质互联网金融公司，如蚂蚁金服。蚂蚁金服日前宣布的B轮融资，新增战略投资者即中投海外和建信信托（中国建设银行下属子公司）分别领衔的投资团。
除了上述视频、互联网金融领域，本文开头所说的“持股1%”的提议，还有可能指向一些不局限于视频的新媒体形态公司。
4月19日，国家主席、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并做了重要讲话，他当时指出，
“我国有7亿网民，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数字，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新常态要有新动力，互联网在这方面可以大有作为……我国互联网企业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在稳增长、促就业、惠民生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企业搞大了、搞好了、搞到世界上去了，为国家和人民作出更大贡献了，是国家的光荣。应该鼓励和支持企业成为研发主体、创新主体、产业主体，鼓励和支持企业布局前沿技术，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创新，创造和把握更多机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海外发展空间。政府要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减轻企业负担，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外国互联网企业，只要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我们都欢迎。”
而在2月19日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也曾提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优化战略布局，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
一方面，政府肯定会向各国字头媒体加大投入，扶持其在新媒体方面的成长；另一方面，政府想来也会有意直接通过资本投资入股已在市场上长大的互联网公司或新媒体公司，以获取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从这个意义上，“持股1%”的传闻也不算空穴来风。
1%就可以控股，特别董事，一票否决权。56年公私合营还给钱了，这次连钱都不打算给。
百度两天市值蒸发约400亿元 华尔街动摇？
5月3日麦格里维持百度优于大市评级，目标价依然给出251美元。华尔街主流机构一样，没有改变对百度股票的买入评级。但这并没有阻止百度股票价格的继续下跌。
受“魏则西(专题)事件”影响，百度股票价格（5月3日）周二再度下挫。截至美股收盘，百度股价跌了4.55美元，报174.36美元，跌幅为2.54%。该股周一重跌7.92%，两日合计大跌10.46%，市值缩水近70亿美元。
对于深陷旋涡的百度来说，其中期股价究竟何去何从？华尔街的投资者出现分歧。
有人认为，作为对标谷歌的中国企业，百度的处境远比谷歌恶劣：它在搜索引擎之外的建树不多，尤其没有安卓之于谷歌这样一锤定音的统治级产品，这让资本市场时刻忧心百度的可持续性，除此之外，百度亦需要跟随谷歌瞄准未知领域的探索节奏，否则便会失掉光环。
但也有某资深美股交易员表示，就基本面而言，仍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在伺机抄底百度。
出现分歧不足为奇。华尔街给出百度漂亮的评级是在其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报之后，可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得益于公司核心业务——搜索引擎服务获得更多广告收入。
百度一季度财报显示：总营收为158.21亿元人民币(专题)（约合24.54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其中网络营销营收为149.31亿元人民币（约合23.16亿美元），同比增长19.3%。并预计第二季营收为201.1亿-205.8亿元人民币。
百度的医药广告收入被计入在线营销业务，也被评级机构看做营收强劲增长的主要因素。
较早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表示，百度2015年的业绩可支撑其A3的发行人评级和无抵押债券评级，继续看好百度未来表现。
穆迪表示，百度强健的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百度搜索业务的成功整合、移动业务创收能力的改善以及服务交易业务的长足发展。而且穆迪预计百度将保持稳健的营收增长趋势，在2016年营收增长将达到15%-20%，并进一步指出其搜索平台推出了与多种本地服务和医疗健康服务相关的应用与产品，将吸引更多用户，创造更多流量。
上述强劲优势能否保持，此事件持续发酵后对百度的影响有待观察。
消息面上，5月2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对此事件及互联网企业依法经营事项进行调查并依法处理。百度对此回应称：百度欢迎联合调查组进驻。网络信息健康有效，是包括百度在内的每个互联网参与者的责任。百度将全力配合主管部门调查，接受监督，不给互联网虚假信息和违法行为留下可趁之机。
受“魏则西(专题)事件”影响，百度股票价格（5月3日）周二再度下挫。截至美股收盘，百度股价跌了4.55美元，报174.36美元，跌幅为2.54%。该股周一重跌7.92%，两日合计大跌10.46%，市值缩水近70亿美元。
对于深陷旋涡的百度来说，其中期股价究竟何去何从？华尔街的投资者出现分歧。
有人认为，作为对标谷歌的中国企业，百度的处境远比谷歌恶劣：它在搜索引擎之外的建树不多，尤其没有安卓之于谷歌这样一锤定音的统治级产品，这让资本市场时刻忧心百度的可持续性，除此之外，百度亦需要跟随谷歌瞄准未知领域的探索节奏，否则便会失掉光环。
但也有某资深美股交易员表示，就基本面而言，仍有一些投资者可能在伺机抄底百度。
出现分歧不足为奇。华尔街给出百度漂亮的评级是在其公布今年一季度财报之后，可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得益于公司核心业务——搜索引擎服务获得更多广告收入。
百度一季度财报显示：总营收为158.21亿元人民币(专题)（约合24.54亿美元），同比增长24.3%。其中网络营销营收为149.31亿元人民币（约合23.16亿美元），同比增长19.3%。并预计第二季营收为201.1亿-205.8亿元人民币。
百度的医药广告收入被计入在线营销业务，也被评级机构看做营收强劲增长的主要因素。
较早前，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表示，百度2015年的业绩可支撑其A3的发行人评级和无抵押债券评级，继续看好百度未来表现。
穆迪表示，百度强健的营收增长主要得益于百度搜索业务的成功整合、移动业务创收能力的改善以及服务交易业务的长足发展。而且穆迪预计百度将保持稳健的营收增长趋势，在2016年营收增长将达到15%-20%，并进一步指出其搜索平台推出了与多种本地服务和医疗健康服务相关的应用与产品，将吸引更多用户，创造更多流量。
上述强劲优势能否保持，此事件持续发酵后对百度的影响有待观察。
消息面上，5月2日，国家网信办会同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卫生计生委成立联合调查组进驻百度公司，对此事件及互联网企业依法经营事项进行调查并依法处理。百度对此回应称：百度欢迎联合调查组进驻。网络信息健康有效，是包括百度在内的每个互联网参与者的责任。百度将全力配合主管部门调查，接受监督，不给互联网虚假信息和违法行为留下可趁之机。
2016年4月29日星期五
中国再试高超音速武器 1小时内打击全球任何目标
外媒称，中国日前又一次成功测试了处在研发阶段的DF-ZF（以前称为WU-14）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4月28日报道，这种高速机动性弹头的试验是在中国山西省的五寨导弹测试中心完成的，距离北京西南约250英里（400公里）。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称：“这种时速达几千英里的灵活机动的滑翔器被卫星跟踪到，沿大气层边缘飞行，最后到达中国西部地区的撞击区。”
报道称，中国现在已经对这种新武器进行了总共7次测试。上一次发射DF-ZF（一种据说可穿透美国防空系统的超高速导弹）是在2015年11月。
DF-ZF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据说速度可达5马赫到10马赫，即每小时6173公里到12359公里。《外交学者》曾对发射DF-ZF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过程进行过解释：DF-ZF弹头被一枚大型弹道导弹助推器带到太空和地球大气层的边缘，高出地面约100公里。达到该高度后，它便开始执行上拉动作并加速到10马赫，并沿相对平坦的轨道滑翔。滑翔阶段不仅能使飞行器完成空气动力学的机动动作（如躲避拦截），还可增加导弹射程。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在2015年6月证实，DF-ZF在飞行测试过程中完成了“极限机动动作”。
报道称，特别危险的一点是，截至目前，还没有针对DF-ZF这类新的高超音速武器的防御手段。与传统的再入式飞行器沿可预测弹道进入大气层不同，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几乎不可能通过常规的导弹防御系统（即借助卫星传感器、地面和海上的雷达）来拦截。
据报道，一旦部署，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DF-ZF弹头将使解放军具备全球打击能力。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也可安装在能够穿透美国航母战斗群多层防空系统的中距反舰弹道导弹上。
但据一些媒体报道，高性能计算能力的弱点困扰着中国的DF-ZF方案，拖慢了中国设计高超音速武器的努力。
美国的超级计算机目前比中国快10倍。《南华早报》曾报道说：“如果没有更快的计算机，中国的研究人员将不得不把时间浪费在把复杂运算分解成简单运算的工作上，这样他们就能在不太先进的计算机上完成研发。”
专家们认为，中国距离部署一枚配备有可命中移动目标的DF-ZF弹头的导弹还有20年时间，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武器可能最早在2020年部署。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引述不具名的美国情报官员评估，中方计划使用这类飞行器来对付成熟的导弹防御技术，从而向目标投放核武。DF-ZF也可作为传统的攻击性装备，挂载常规弹头，1小时内就可击中地球表面任何目标。
据日本《外交学者》网站4月28日报道，这种高速机动性弹头的试验是在中国山西省的五寨导弹测试中心完成的，距离北京西南约250英里（400公里）。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称：“这种时速达几千英里的灵活机动的滑翔器被卫星跟踪到，沿大气层边缘飞行，最后到达中国西部地区的撞击区。”
报道称，中国现在已经对这种新武器进行了总共7次测试。上一次发射DF-ZF（一种据说可穿透美国防空系统的超高速导弹）是在2015年11月。
DF-ZF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据说速度可达5马赫到10马赫，即每小时6173公里到12359公里。《外交学者》曾对发射DF-ZF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过程进行过解释：DF-ZF弹头被一枚大型弹道导弹助推器带到太空和地球大气层的边缘，高出地面约100公里。达到该高度后，它便开始执行上拉动作并加速到10马赫，并沿相对平坦的轨道滑翔。滑翔阶段不仅能使飞行器完成空气动力学的机动动作（如躲避拦截），还可增加导弹射程。
美国国防部的官员在2015年6月证实，DF-ZF在飞行测试过程中完成了“极限机动动作”。
报道称，特别危险的一点是，截至目前，还没有针对DF-ZF这类新的高超音速武器的防御手段。与传统的再入式飞行器沿可预测弹道进入大气层不同，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几乎不可能通过常规的导弹防御系统（即借助卫星传感器、地面和海上的雷达）来拦截。
据报道，一旦部署，安装在洲际弹道导弹上的DF-ZF弹头将使解放军具备全球打击能力。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也可安装在能够穿透美国航母战斗群多层防空系统的中距反舰弹道导弹上。
但据一些媒体报道，高性能计算能力的弱点困扰着中国的DF-ZF方案，拖慢了中国设计高超音速武器的努力。
美国的超级计算机目前比中国快10倍。《南华早报》曾报道说：“如果没有更快的计算机，中国的研究人员将不得不把时间浪费在把复杂运算分解成简单运算的工作上，这样他们就能在不太先进的计算机上完成研发。”
专家们认为，中国距离部署一枚配备有可命中移动目标的DF-ZF弹头的导弹还有20年时间，但也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新武器可能最早在2020年部署。
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引述不具名的美国情报官员评估，中方计划使用这类飞行器来对付成熟的导弹防御技术，从而向目标投放核武。DF-ZF也可作为传统的攻击性装备，挂载常规弹头，1小时内就可击中地球表面任何目标。
《日本经济新闻》苹果乍现“中国风险”
美国苹果面临的“中国风险”已浮出水面。该公司4月26日发布的2016年一季度（1～3月）合并财报显示，由于在华终端销售低迷等原因，自2003年一季度以来，时隔13年首次出现销售额同比下滑。此外有报道称，苹果的一部分服务在中国被停止，这也成为了另一个令人担忧的因素。对于苹果来说，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市场，但中国经济与政策的不确定性或将成为其今后经营的风险。
中国销售额一季度下滑26%
苹果一季度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期下滑13％，仅为505.57亿美元。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销售额从上年同期的增长71％转为下降26％，这构成了打击。净利润下降22％，降至105.16亿美元。
最近13年里，苹果不断推出革新性产品和服务，一直在扩大业绩。2003年4月，苹果推出名为“iTunes Store（iTS）”的内容服务。2007年6月又上市了“iPhone”。最初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拓展业务，但随着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也迅速扩大。而一直成为火车头的正是中国。
不过，中国也在将经济结构从出口型转向内需型，增长出现放缓。消费也陷入暂时性的低迷。受此影响，苹果终端全球销量大幅下滑。iPhone销量比上年同期下降16％，仅为5119万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蒂姆·库克在电话财报说明会上表示，“升级换代为‘iPhone6s’的比例低于‘iPhone6’上市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减速的影响显现。个人电脑“Mac”销量也下降12％，为403万台。此外，平板电脑“iPad”持续低迷，下降19％，降至1025万台。
越是终端销售低迷就越应该是借助服务来盈利之时，但在这方面，中国也存在令人担忧的因素。据美国《纽约时报》21日报道，苹果根据中国媒体监管当局的要求，停止了电影服务“iTunes Movies”和电子书服务“iBooks”。中国政府3月以外资企业为中心，加强了针对互联网出版物的限制。
库克很乐观
库克在提及中国时表示，“从长期来看感到乐观”。虽然的确已经减速，但中国依然保持了接近7％的经济增速。只要完成结构改革，逐步恢复并实现更高增长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目前中国或将成为该公司业绩趋于不稳定的因素。3月底推出的iPhone SE将自2016年第二季度（4～6月）起对业绩作出贡献，但苹果预测该季度的销售额将比上年同期下降13～17％。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减速被认为很可能趋于长期化。
一方面，参与苹果产品生产的日本企业或许也无法全身而退。例如iPhone方面，液晶显示屏由日本显示器和夏普生产，而摄像用图像传感器和半导体存储器则分别由索尼和东芝供货。正因为iPhone是在世界范围内极其成功的产品，其销售减速对零部件厂商的冲击也会越大。
中国销售额一季度下滑26%
苹果一季度的销售额比上年同期下滑13％，仅为505.57亿美元。其中，中国（包括香港和台湾）销售额从上年同期的增长71％转为下降26％，这构成了打击。净利润下降22％，降至105.16亿美元。
最近13年里，苹果不断推出革新性产品和服务，一直在扩大业绩。2003年4月，苹果推出名为“iTunes Store（iTS）”的内容服务。2007年6月又上市了“iPhone”。最初以发达国家为中心拓展业务，但随着经济增长，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也迅速扩大。而一直成为火车头的正是中国。
不过，中国也在将经济结构从出口型转向内需型，增长出现放缓。消费也陷入暂时性的低迷。受此影响，苹果终端全球销量大幅下滑。iPhone销量比上年同期下降16％，仅为5119万部。该公司首席执行官（CEO）蒂姆·库克在电话财报说明会上表示，“升级换代为‘iPhone6s’的比例低于‘iPhone6’上市时”。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经济减速的影响显现。个人电脑“Mac”销量也下降12％，为403万台。此外，平板电脑“iPad”持续低迷，下降19％，降至1025万台。
越是终端销售低迷就越应该是借助服务来盈利之时，但在这方面，中国也存在令人担忧的因素。据美国《纽约时报》21日报道，苹果根据中国媒体监管当局的要求，停止了电影服务“iTunes Movies”和电子书服务“iBooks”。中国政府3月以外资企业为中心，加强了针对互联网出版物的限制。
库克很乐观
库克在提及中国时表示，“从长期来看感到乐观”。虽然的确已经减速，但中国依然保持了接近7％的经济增速。只要完成结构改革，逐步恢复并实现更高增长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目前中国或将成为该公司业绩趋于不稳定的因素。3月底推出的iPhone SE将自2016年第二季度（4～6月）起对业绩作出贡献，但苹果预测该季度的销售额将比上年同期下降13～17％。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减速被认为很可能趋于长期化。
一方面，参与苹果产品生产的日本企业或许也无法全身而退。例如iPhone方面，液晶显示屏由日本显示器和夏普生产，而摄像用图像传感器和半导体存储器则分别由索尼和东芝供货。正因为iPhone是在世界范围内极其成功的产品，其销售减速对零部件厂商的冲击也会越大。
美国之音：BBC中文部再遭削减 向环时求助惹争议
《环球时报》根据BBC中文部内部人员爆料，刊登了一条关于英国广播公司BBC决定中文部裁员并削减在伦敦总部运作规模的消息。
轩然大波
《环球时报》的报道称，这条消息是环时记者26日据BBC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透露的。环时的报道说，BBC中文部裁员的消息在该台引发轩然大波，很多员工已经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环时还援引一位BBC员工的话，他们试图把BBC总部的这一决定，往种族歧视的角度上引，声称这是对海外华人的歧视。
BBC的员工向“左”媒《环球时报》求助，《环球时报》为BBC员工打抱不平的新闻，引发一些网友的热议。
自由港@iyouport在中文推特上发文说：“BBC中文部员工向《环球时报》爆料：大家正被逼离职……求证，居然向环球时报爆料，若真如此，你们还是干脆进入中国吧！”
封锁
“进入中国”，这是海外中文媒体共同的心愿。特别是近年来，数字媒体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BBC，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都计划把新媒体放到战略发展的高度，试图运用新科技，突破中国政府对信息的封锁。
然而，中国政府的网络长城，至今成功地封住了海外的中文网站对大陆的传播。BBC中文网2009年9月23日全新改版，网址也中文化，改版后的初期，BBC中文网站在中国大陆一度可以直接进入，但好花不常开，仅仅数日，BBC中文网即被封锁，至今没有解禁。
据报道，BBC国际台中文制作团队一共26人，都是新闻采编人员。该台计划在伦敦撤销16个中文部职位，并将10个职位转到香港，且需要竞聘上岗。BBC国际台希望在今年10月底启动这项计划。
《环球时报》报道称，这是BBC中文部近来遭受的第二起沉重打击。去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向BBC国际台每年追加投入8500万英镑，增加BBC国际台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新闻覆盖，希望增强在这些地区的话语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10年，BBC中文部被大规模裁减7次。
信心丧失
BBC工会代表张皓宇先生在参加美国之音VOA卫视节目连线的时候表示：“最大的忧虑其实这次并不是（职位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次的精减之后，已经不再是大家有没有职位的问题了。因为有很多人，以前的同事，现在的同事都已经对于这个公司很多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已经失去了信心，都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只不过觉得英国建立起这么一个广播机构，而且是已经有75年历史，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就建立了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国家的财富。那么你们不经过议会，不经过人民的代表，这么一个国家公有的东西，就因为一两个小小经理个人的所谓的决定，就把它等于基本上摧毁了。那么，这种决定，大家认为是对于国家，对于民众的权利是不加考虑的，而且对将来在香港部的员工的安全也等于是没有考量到。”
《环球时报》援引BBC一位匿名员工的话说，“高层给出的解释是点击量不够，未能体现价值”。很多BBC员工认为这是“欲加之罪”，“BBC国际台一直希望向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在前方努力，却被告知即将裁员，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英国《卫报》报道称，BBC的这一决定，有可能损害BBC的新闻自由。卫报报道说，BBC的员工担心该计划“有可能破坏英国的长期的国家利益”和英国的“软实力”，同时“严重低估了中国政府在香港对BBC员工的安全以及新闻自由威胁的程度”。
一枝独秀
近年来，BBC和法广等先后取消了对华的无线电短波广播，把重点放在互联网上。传统技术还是新技术？美国之音在确定对华广播的战略方向时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美国之音上级主管单位BBG曾经在2012年计划中止对中国大陆的传统短波广播和卫星广播，调整为只通过互联网传播。这一战略调整计划公布后，被《环球时报》等中国官媒广泛报道，并加以“70年历史的美国之音终于寿终正寝”等耸人听闻的标题，至今一些党媒发表的文章中仍然称美国之音对华广播已经被取消。事实真相是，在美国朝野热烈讨论之后，最后达成决议：对华广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可偏废。美国之音不但没有取消对华的短波广播，反而连年增加经费，增加人员。不但至今仍然用传统的无线电短波对华广播，还增设了覆盖全中国的卫星直播电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外交战略。相比起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广播面临削减和经费困难，美国之音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并被独裁国家媒体称为“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武器”。
轩然大波
《环球时报》的报道称，这条消息是环时记者26日据BBC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员工透露的。环时的报道说，BBC中文部裁员的消息在该台引发轩然大波，很多员工已经开始担忧自己的工作。环时还援引一位BBC员工的话，他们试图把BBC总部的这一决定，往种族歧视的角度上引，声称这是对海外华人的歧视。
BBC的员工向“左”媒《环球时报》求助，《环球时报》为BBC员工打抱不平的新闻，引发一些网友的热议。
自由港@iyouport在中文推特上发文说：“BBC中文部员工向《环球时报》爆料：大家正被逼离职……求证，居然向环球时报爆料，若真如此，你们还是干脆进入中国吧！”
封锁
“进入中国”，这是海外中文媒体共同的心愿。特别是近年来，数字媒体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进步。BBC，美国之音，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等都计划把新媒体放到战略发展的高度，试图运用新科技，突破中国政府对信息的封锁。
然而，中国政府的网络长城，至今成功地封住了海外的中文网站对大陆的传播。BBC中文网2009年9月23日全新改版，网址也中文化，改版后的初期，BBC中文网站在中国大陆一度可以直接进入，但好花不常开，仅仅数日，BBC中文网即被封锁，至今没有解禁。
据报道，BBC国际台中文制作团队一共26人，都是新闻采编人员。该台计划在伦敦撤销16个中文部职位，并将10个职位转到香港，且需要竞聘上岗。BBC国际台希望在今年10月底启动这项计划。
《环球时报》报道称，这是BBC中文部近来遭受的第二起沉重打击。去年11月，英国政府宣布向BBC国际台每年追加投入8500万英镑，增加BBC国际台在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新闻覆盖，希望增强在这些地区的话语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过去10年，BBC中文部被大规模裁减7次。
信心丧失
BBC工会代表张皓宇先生在参加美国之音VOA卫视节目连线的时候表示：“最大的忧虑其实这次并不是（职位问题），因为经过这么多次的精减之后，已经不再是大家有没有职位的问题了。因为有很多人，以前的同事，现在的同事都已经对于这个公司很多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已经失去了信心，都已经做好了走的准备。只不过觉得英国建立起这么一个广播机构，而且是已经有75年历史，从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开始就建立了这么历史悠久的一个国家的财富。那么你们不经过议会，不经过人民的代表，这么一个国家公有的东西，就因为一两个小小经理个人的所谓的决定，就把它等于基本上摧毁了。那么，这种决定，大家认为是对于国家，对于民众的权利是不加考虑的，而且对将来在香港部的员工的安全也等于是没有考量到。”
《环球时报》援引BBC一位匿名员工的话说，“高层给出的解释是点击量不够，未能体现价值”。很多BBC员工认为这是“欲加之罪”，“BBC国际台一直希望向外界输出自己的价值观，我们在前方努力，却被告知即将裁员，有一种被抛弃的感觉”。
英国《卫报》报道称，BBC的这一决定，有可能损害BBC的新闻自由。卫报报道说，BBC的员工担心该计划“有可能破坏英国的长期的国家利益”和英国的“软实力”，同时“严重低估了中国政府在香港对BBC员工的安全以及新闻自由威胁的程度”。
一枝独秀
近年来，BBC和法广等先后取消了对华的无线电短波广播，把重点放在互联网上。传统技术还是新技术？美国之音在确定对华广播的战略方向时也曾遇到过同样的问题。美国之音上级主管单位BBG曾经在2012年计划中止对中国大陆的传统短波广播和卫星广播，调整为只通过互联网传播。这一战略调整计划公布后，被《环球时报》等中国官媒广泛报道，并加以“70年历史的美国之音终于寿终正寝”等耸人听闻的标题，至今一些党媒发表的文章中仍然称美国之音对华广播已经被取消。事实真相是，在美国朝野热烈讨论之后，最后达成决议：对华广播，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可偏废。美国之音不但没有取消对华的短波广播，反而连年增加经费，增加人员。不但至今仍然用传统的无线电短波对华广播，还增设了覆盖全中国的卫星直播电视，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外交战略。相比起其他西方国家的对华广播面临削减和经费困难，美国之音可以说是一枝独秀，并被独裁国家媒体称为“比原子弹更厉害的武器”。
《金融时报》中国期货的投机狂潮
在今年年初，西方大宗商品交易商知道，中国这个全球最大的原材料消费国，将在市场方向上扮演决定性角色。他们当时不知道的是，驱动价格的不仅是中国经济前景，还有中国投资者。
在过去一个月里，一种近乎疯狂的氛围笼罩了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一群短线交易者和渴求收益的财富管理公司涌入这个监管较轻的市场，常常制造惊人的结果。
铁矿石等一些大宗商品期货的日交易额大幅飙升，有时甚至会超过中国年度进口额。上海钢铁期货在上周某一天的交易额超过了中国股市的总成交额。
此番交易飙升与去年股市暴跌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令中国各大期货交易所警铃大作，它们迅速采取行动，提高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和保证金标准，试图为投机热降温。
尽管这种做法消除了一些价格泡沫，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会吓阻新的投资者群体进入，后者在去年推行严厉法规之后从股市转战而来。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希望让中国进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中心，并用人民币为大宗商品定价和结算。
所有这些可能对原材料定价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有可能推升作为全球经济基石的大宗商品的价格。
花旗(Citi)分析师在本周的一篇报告中表示：“鉴于中国期货市场监管要少得多，从而对可能是全球投机性最强的投资者的保护也要低得多，这种（交易量的）增加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造成了多重风险。”
西方监管机构多年来一直在应对大宗商品的金融化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还出台了仓位限制措施。美联储(Fed)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表示，2007年末至2008年初油价的快速上涨是投机造成的——当时油价达到了每桶145美元。中国只是刚开始应对这些问题。
当去年年初以上海混沌投资公司(Shanghai Chaos)为首的一群对冲基金做空铜的时候，西方大宗商品交易商对中国投资者的实力感到震惊。
但这次的投机兴趣来自主流领域，财富管理公司和散户投资者纷纷涌入上海期货交易所(Shanghai Futures Exchange)等国内交易所。
大宗商品投机兴趣上升的诱因，可以追溯至中国政策制定者今年为提振经济和人民币汇率而主导的信贷激增。
这导致建筑活动增长，并激发投资者设法押注中国经济的兴趣。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分析师表示：“就我们看来，这只是轮到大宗商品期货了，因为其他市场的上升空间看起来相当有限，同时与2011年的峰值水平相比，许多原材料的价格在最近这波反弹之前下跌了逾70%。”
HFZ的投资组合经理斯科特•霍巴特(Scott Hobart)表示，显然大宗商品的新参与者显著增加了，而交易量飙升的规模和范围表明，他们正在不熟悉的市场配置资本。“他们明显对短期交易和短期风险有急切的胃口”。HFZ在中国和全球开展大宗商品交易。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驻香港的中国市场研究总监洛根•莱特(Logan Wright)表示，其中一些资本可能来自中国各银行销售的高收益理财产品。
他补充称，负责资金投资的第三方金融机构被迫采取投机策略，为这些银行渠道的投资者实现目标回报率。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国内债券市场遭受国有企业或者国有参股企业违约的冲击——在中国债市，投资者多年来一直以为，中国政府将永远不会允许出现违约。
这削弱了债券投资的吸引力。同样中国股市也在过去一年下跌逾30%。
此次投机狂热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金融市场。经历了6年的下跌以后，钢价今年上涨了50%。钢价上涨促使中国的钢厂重启生产或者增加产量，而全球还在艰难应对钢铁过剩问题。
世界可能不得不适应定价权转向东方，以及由此导致的波动性加大。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所正寻求向外国交易商开放，预计上海将在今年推出国际原油期货合约。
在过去一个月里，一种近乎疯狂的氛围笼罩了中国大宗商品期货市场。一群短线交易者和渴求收益的财富管理公司涌入这个监管较轻的市场，常常制造惊人的结果。
铁矿石等一些大宗商品期货的日交易额大幅飙升，有时甚至会超过中国年度进口额。上海钢铁期货在上周某一天的交易额超过了中国股市的总成交额。
此番交易飙升与去年股市暴跌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令中国各大期货交易所警铃大作，它们迅速采取行动，提高期货合约的交易手续费和保证金标准，试图为投机热降温。
尽管这种做法消除了一些价格泡沫，但目前尚不清楚这是否会吓阻新的投资者群体进入，后者在去年推行严厉法规之后从股市转战而来。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希望让中国进入全球大宗商品市场的中心，并用人民币为大宗商品定价和结算。
所有这些可能对原材料定价方式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有可能推升作为全球经济基石的大宗商品的价格。
花旗(Citi)分析师在本周的一篇报告中表示：“鉴于中国期货市场监管要少得多，从而对可能是全球投机性最强的投资者的保护也要低得多，这种（交易量的）增加对全球大宗商品定价造成了多重风险。”
西方监管机构多年来一直在应对大宗商品的金融化问题，在某些情况下还出台了仓位限制措施。美联储(Fed)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表示，2007年末至2008年初油价的快速上涨是投机造成的——当时油价达到了每桶145美元。中国只是刚开始应对这些问题。
当去年年初以上海混沌投资公司(Shanghai Chaos)为首的一群对冲基金做空铜的时候，西方大宗商品交易商对中国投资者的实力感到震惊。
但这次的投机兴趣来自主流领域，财富管理公司和散户投资者纷纷涌入上海期货交易所(Shanghai Futures Exchange)等国内交易所。
大宗商品投机兴趣上升的诱因，可以追溯至中国政策制定者今年为提振经济和人民币汇率而主导的信贷激增。
这导致建筑活动增长，并激发投资者设法押注中国经济的兴趣。
美银美林(Bank of America Merrill Lynch)的分析师表示：“就我们看来，这只是轮到大宗商品期货了，因为其他市场的上升空间看起来相当有限，同时与2011年的峰值水平相比，许多原材料的价格在最近这波反弹之前下跌了逾70%。”
HFZ的投资组合经理斯科特•霍巴特(Scott Hobart)表示，显然大宗商品的新参与者显著增加了，而交易量飙升的规模和范围表明，他们正在不熟悉的市场配置资本。“他们明显对短期交易和短期风险有急切的胃口”。HFZ在中国和全球开展大宗商品交易。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驻香港的中国市场研究总监洛根•莱特(Logan Wright)表示，其中一些资本可能来自中国各银行销售的高收益理财产品。
他补充称，负责资金投资的第三方金融机构被迫采取投机策略，为这些银行渠道的投资者实现目标回报率。
在过去一年里，中国国内债券市场遭受国有企业或者国有参股企业违约的冲击——在中国债市，投资者多年来一直以为，中国政府将永远不会允许出现违约。
这削弱了债券投资的吸引力。同样中国股市也在过去一年下跌逾30%。
此次投机狂热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金融市场。经历了6年的下跌以后，钢价今年上涨了50%。钢价上涨促使中国的钢厂重启生产或者增加产量，而全球还在艰难应对钢铁过剩问题。
世界可能不得不适应定价权转向东方，以及由此导致的波动性加大。中国的大宗商品交易所正寻求向外国交易商开放，预计上海将在今年推出国际原油期货合约。
王岐山向金融业开刀，传大批要案将爆发
“互联网金融整治风暴正席卷而来。”中共官方媒体连续“预警”的第三天，私募大佬徐翔被捕，这一消息可以被视为中共开始着手整改金融界的一大信号。有分析认为，徐翔案及一些证劵公司被查仅仅代表的是二级市场的反腐，真正的反腐在于一级市场，中央巡视组近日结束了对金融领域的首轮巡视，短期内或将有大批要案爆发。
近年来，中国互联网金融行业在兴起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乱象。不断曝出的风险事件，似乎互联网金融成了“P2P圈钱、跑路”的代称。连日来，中共官方频频释放整改金融界的信号。
4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互联网金融，挤尽泡沫是春天》，表示互联网金融行业出现了转型机遇，政府对这一行业的整治不是所谓“打压”。无独有偶，两日前，新华社也刊文称，当前非法集资案件风险加速暴露，大案要案高发频发，一场前所未有的互联网金融整治风暴正席卷而来。
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发布的巡视整改情况通报，罕见提到“互联网金融”这一类具体金融领域的问题。4月22日，央行官网发布消息称，2016年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工作座谈会于4月21日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了2016年重点工作包括7个方面，“会同相关部门扎实开展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即是其一。这是央行官网首次正式发布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的消息。
对于史上最强监管风暴，一些专家学者和正规经营的互联网金融企业也表达一些忧虑，出不会出现“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情况？金融创新与监管完善之间如何达成平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表示，此时的整治是必须的，没必要形成市场恐慌，当前监管层对于互联网金融的整顿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非法集资、假标不规范的一些平台。整治其实是对平台的一次去伪存真的过程，对于那些合规平台而言，无疑是一大利好，将有利于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事实上，在2015年股灾之后一个月内，中国政府开始对金融市场的非法行为进行打击。从2015年初到9月，股市上有34家公司报告称，高管失联或被调查从2015年底，中央巡视组便开始对各金融监管部门及机构进行了巡视。
据4月25日后陆续公布的巡视组通报显示，证监会对巡视移交的问题线索逐一登记，巡视整改期间，对21人作出党纪政纪处分和组织处理。另据尚未证实的网络消息称，巡视组已经将一些重大线索已上交中纪委(专题)，短期内或将有大批要案爆发。
徐翔案便被外界视为“泛金融腐败”的象征。有分析认为，这些巡视发现的问题虽然很惊人，但只是冰山一角。金融系统积弊太深，仅靠一轮巡视恐怕难以根治。随着这一轮中央巡视结束，中纪委已拉开金融反腐的总攻势，是否会有金融大老虎现形，还需拭目以待。
委内瑞拉快要破产了 连印钞票的纸都买不起了
因油价暴跌，委内瑞拉经济已“千疮百孔”：通胀失控，物资极度短缺，电力危机日益严重，现在这个国家连印钱的纸都买不起了。
所有委内瑞拉的进口都是以美元计价，因为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已经“一文不值”了，可能比印钱的纸还要廉价。
彭博报道称，面对混乱而失控的恶性通货膨胀，委内瑞拉正急匆匆地加速印钱，以跟上物价飞涨的速度。该国几乎所有的东西，包括大部分的现金，都是进口的。随着硬通货储备降至极低水平，央行正非常缓慢地向外国供应商付款，导致他们无法进一步发展业务。
而现在委内瑞拉快要破产了，可能没有足够的钱来印钱了。
去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试图缓解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人们蜂拥至银行取出现金。在12月大选和节假日来临之前，数百万美元的订单分配给了一些货币制造商。该国央行曾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货币制造商尽可能多地印钱。这些公司遵守规定，但结果发现政府的款项还没有完全到位。
彭博还提到，3月，全球最大的货币制造商德纳罗公司（De La Rue）致信委内瑞拉央行抱怨称，央行欠款7100万美元，如果资金还不到位，则将情况告知公司股东。而这封信被泄露到了委内瑞拉一家新闻网站。
IMF今年初预计，委内瑞拉今年通胀率将升至720%，居世界首位，是委内瑞拉官方最新公布去年通胀率的5倍多。委内瑞拉经济今年将萎缩8%。
华尔街见闻2月提及， 36架747运输机装满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从其他国家飞往委内瑞拉。《华尔街日报》援引七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政府增加货币供应而使得玻利瓦尔越来越不值钱之际， 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在2015年下半年授权进口至少50亿钞票，而此次运输的货币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委内瑞拉有四种美元汇率，水平从1美元兑6.3玻利瓦尔到1美元兑1,000玻利瓦尔不等，前者适用于食品和药品进口商，后者是黑市价格。
所有委内瑞拉的进口都是以美元计价，因为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已经“一文不值”了，可能比印钱的纸还要廉价。
彭博报道称，面对混乱而失控的恶性通货膨胀，委内瑞拉正急匆匆地加速印钱，以跟上物价飞涨的速度。该国几乎所有的东西，包括大部分的现金，都是进口的。随着硬通货储备降至极低水平，央行正非常缓慢地向外国供应商付款，导致他们无法进一步发展业务。
而现在委内瑞拉快要破产了，可能没有足够的钱来印钱了。
去年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试图缓解日益严重的货币短缺，人们蜂拥至银行取出现金。在12月大选和节假日来临之前，数百万美元的订单分配给了一些货币制造商。该国央行曾召开紧急会议，要求货币制造商尽可能多地印钱。这些公司遵守规定，但结果发现政府的款项还没有完全到位。
彭博还提到，3月，全球最大的货币制造商德纳罗公司（De La Rue）致信委内瑞拉央行抱怨称，央行欠款7100万美元，如果资金还不到位，则将情况告知公司股东。而这封信被泄露到了委内瑞拉一家新闻网站。
IMF今年初预计，委内瑞拉今年通胀率将升至720%，居世界首位，是委内瑞拉官方最新公布去年通胀率的5倍多。委内瑞拉经济今年将萎缩8%。
华尔街见闻2月提及， 36架747运输机装满委内瑞拉货币玻利瓦尔，从其他国家飞往委内瑞拉。《华尔街日报》援引七名知情人士透露，在政府增加货币供应而使得玻利瓦尔越来越不值钱之际， 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在2015年下半年授权进口至少50亿钞票，而此次运输的货币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委内瑞拉有四种美元汇率，水平从1美元兑6.3玻利瓦尔到1美元兑1,000玻利瓦尔不等，前者适用于食品和药品进口商，后者是黑市价格。
中国汽车碰撞试验 史上"最不安全汽车"曝光
中国汽车碰撞试验举行10年来，撞出史上最低分。4月25日，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在北京车展上发布的2016年度C-NCAP第一批7款车型的评价结果显示，7款车型中有6款车型的评价结果都是5星，但有一款一汽新森雅S80仅获得一星评价，成为C-NCAP举办10年来最差的成绩。
据介绍，本次试验车辆全部由C-NCAP管理中心从各车型专卖店直接购买。其中包括东风标致308S 1.2T自动劲驰版、东风悦达起亚K5 1.6T LUX DCT型、长安铃木维特拉 1.4T 自动豪华型、大众斯柯达速派 330TSI DSG 智行版江铃福特撼路者 2.0T 自动四驱豪华版、长安福特锐界 2.0L GTDi 两驱豪锐型、一汽新森雅S80 1.5L 手动7座都市版。其中东风标致308S，全新速派和撼路者为企业自愿申请评价。
经检测，除一汽新森雅S80 1.5L评价结果仅为一星外，其余6款车型都获得了5星的好成绩。
根据2015版的评分标准，低于28分的测评即为1星。细看评分参数，不难发现新森雅的安全配置非常低，这方面没有加分。在正面安全气囊、侧面安全气囊、第二排安全带和ESC的配置上均有所欠缺，而在正面100%的试验得分远低于同为评价的车型，仅为6.48分，正面40%碰撞测试中仅为4.6 分，鞭打试验只有0分，试验中多次出现扣分项。整体安全配置较低加之试验过程中诸多问题使得新森雅总分垫底。
据了解，一汽新森雅S80是C-NCAP自2006年推出以来，10年时间对319款车型进行的碰撞试验中，得分最低的一款车。
不过，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也强调，一汽新森雅S80也达到国家对于车辆的基本法规要求。据了解，新森雅S80 1.5L手动7座都市版厂家指导价为5.59万元，经销商处实际成交价在5.39万元左右。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售价较低，意味着成本也不高，安全配置较少也在情理之中。不过，C-NCAP10年的历史中，319款参与试验的车型中也不乏经济型轿车，但是最低得分都是二星。如2013年参与试验的夏利威志 V5虽然售价也在五六万元左右，但是威志V5还是以30.5分获得了二星的成绩。乘联会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一汽森雅所有车型的销量仅为3570辆。
东风悦达起亚K5在这次测试中得到了58.2的高分，成为本次评价中得分最高的车型。细分的各项参数中，K5在正侧面安全气囊、前排安全带、第二排安全带和ESC测试中均达标，在正面100%试验、正面40%试验、侧面碰撞试验中均拿到高分，有些甚至达到满分标准，而在鞭打试验中略逊于长安铃木维特拉车型，仅为3.52分。
此外，K5的失分点还出现在二排女性假人安全带解锁能力上，由于超出了60N，被罚一分。最终的40%碰撞试验中得分为16.5分。
长安福特锐界和江铃福特撼路者得分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56.5和55.8分。虽然同为福特系的SUV，两者分数接近，但是有着明显的区别。锐界采用承载式车身，是典型的城市SUV，撼路者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是硬派SUV的代表。两款福特系的SUV在此次膨胀测试中均得到了5星评分，显示了足够的安全性。两款车在细分指标正面安全气囊、侧面安全气囊、前排安全带等方面均体现出较高性能。在各项指标中差异较大的是，锐界车型的第二排安全带没有配备安全带预张紧器和安全带限力器，而在正面100%试验中，锐界的得分则弥补了第二排安全带缺少预张紧器和限力器的不足，此项得分比撼路者高了近1.2分，也使得锐界和撼路者最终得分不相上下。值得一提的是，撼路者的整车质量达到了2300kg，远高于其他测试车型，车身越重意味着碰撞产生的能量越大，对车身吸能性和约束系统的匹配要求更高。尽管总体得分略低于锐界，但是撼路者的表现仍称得上上乘。
同为五星的测试评分，上汽大众斯柯达速派、神龙汽车东风标致、长安铃木维特拉的表现也相当不错，分别为55.5、55.1和54.5分。
据介绍，本次试验车辆全部由C-NCAP管理中心从各车型专卖店直接购买。其中包括东风标致308S 1.2T自动劲驰版、东风悦达起亚K5 1.6T LUX DCT型、长安铃木维特拉 1.4T 自动豪华型、大众斯柯达速派 330TSI DSG 智行版江铃福特撼路者 2.0T 自动四驱豪华版、长安福特锐界 2.0L GTDi 两驱豪锐型、一汽新森雅S80 1.5L 手动7座都市版。其中东风标致308S，全新速派和撼路者为企业自愿申请评价。
经检测，除一汽新森雅S80 1.5L评价结果仅为一星外，其余6款车型都获得了5星的好成绩。
根据2015版的评分标准，低于28分的测评即为1星。细看评分参数，不难发现新森雅的安全配置非常低，这方面没有加分。在正面安全气囊、侧面安全气囊、第二排安全带和ESC的配置上均有所欠缺，而在正面100%的试验得分远低于同为评价的车型，仅为6.48分，正面40%碰撞测试中仅为4.6 分，鞭打试验只有0分，试验中多次出现扣分项。整体安全配置较低加之试验过程中诸多问题使得新森雅总分垫底。
据了解，一汽新森雅S80是C-NCAP自2006年推出以来，10年时间对319款车型进行的碰撞试验中，得分最低的一款车。
不过，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也强调，一汽新森雅S80也达到国家对于车辆的基本法规要求。据了解，新森雅S80 1.5L手动7座都市版厂家指导价为5.59万元，经销商处实际成交价在5.39万元左右。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售价较低，意味着成本也不高，安全配置较少也在情理之中。不过，C-NCAP10年的历史中，319款参与试验的车型中也不乏经济型轿车，但是最低得分都是二星。如2013年参与试验的夏利威志 V5虽然售价也在五六万元左右，但是威志V5还是以30.5分获得了二星的成绩。乘联会统计数据显示，一季度，一汽森雅所有车型的销量仅为3570辆。
东风悦达起亚K5在这次测试中得到了58.2的高分，成为本次评价中得分最高的车型。细分的各项参数中，K5在正侧面安全气囊、前排安全带、第二排安全带和ESC测试中均达标，在正面100%试验、正面40%试验、侧面碰撞试验中均拿到高分，有些甚至达到满分标准，而在鞭打试验中略逊于长安铃木维特拉车型，仅为3.52分。
此外，K5的失分点还出现在二排女性假人安全带解锁能力上，由于超出了60N，被罚一分。最终的40%碰撞试验中得分为16.5分。
长安福特锐界和江铃福特撼路者得分紧随其后，分别达到了56.5和55.8分。虽然同为福特系的SUV，两者分数接近，但是有着明显的区别。锐界采用承载式车身，是典型的城市SUV，撼路者采用非承载式车身，是硬派SUV的代表。两款福特系的SUV在此次膨胀测试中均得到了5星评分，显示了足够的安全性。两款车在细分指标正面安全气囊、侧面安全气囊、前排安全带等方面均体现出较高性能。在各项指标中差异较大的是，锐界车型的第二排安全带没有配备安全带预张紧器和安全带限力器，而在正面100%试验中，锐界的得分则弥补了第二排安全带缺少预张紧器和限力器的不足，此项得分比撼路者高了近1.2分，也使得锐界和撼路者最终得分不相上下。值得一提的是，撼路者的整车质量达到了2300kg，远高于其他测试车型，车身越重意味着碰撞产生的能量越大，对车身吸能性和约束系统的匹配要求更高。尽管总体得分略低于锐界，但是撼路者的表现仍称得上上乘。
同为五星的测试评分，上汽大众斯柯达速派、神龙汽车东风标致、长安铃木维特拉的表现也相当不错，分别为55.5、55.1和54.5分。
冯仑：为什么我和台湾人聊不到一起去
什么叫文化的隔膜？本来我以为自己跟台湾人没有什么文化隔膜，都是中国人，说中国话，彼此之间也没什么矛盾。但是后来我发现了，所谓文化的隔膜和差异，就是聊天聊半小时到一小时以后，找不到词了。
当然这一小时不是商务谈判的时间。开商务会议，三五个小时都可以谈下去，因为大家的语言系统是一样的，都是谈钱，谈规则，谈利益。但是如果撇开这种空洞的商务活动，谈别的谈一小时，有时候就很难找到共同话题。
在台湾的时候，除了睡觉，我们基本上从早到晚都跟台湾人在一起。那我们总得说话呀，但我就发现找不到词。不是没词，是我怕「说错」。
比如说，我们不能谈关于溥仪的事，因为台湾人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是「蓝」的还是「绿」的，所以避免谈政治。再比如我们在大陆会讲荤段子，在台湾又不敢说这些。为什么？怕人家说我们大陆人没教养。所以又得「装」，这也不能谈。
于是我只能像一个糊涂长辈，问他们：多大了？在哪工作？上过什么学？这些话十分钟也就说完了。而且像我们大陆关心人家的私生活关心到吃饭、睡觉、过日子，如果要在台湾问这些问题，也不知道适不适合，所以也不好问。
其他还能聊什么呢？那就聊我擅长的企业管理吧，这也可以聊上一阵子，但聊这玩意儿干嘛呢？到后来还是没话说。幸好还有另外一个大陆人跟我一起，结果最后变成我们两个在一起畅谈。
这样近距离、深入地跟台湾接触以后，我才发现，实际上我们两岸的文化差别非常大。
还有一次，实在没什么话说了，我就跟他们聊买房子的事。那时候正好北京又开始说什么五环涨价，借着这件事儿，我就分别问他们说：「假如你买不起房，你有三种选择，第一，认为是政府的原因，房地产政策不好；第二，认为是开发商太黑心，抬高房价；第三，怪自己，说自己怎么运气不好，挣不着钱。你们会如何选择？」
我问的基本都是年轻人，都是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结果没有一个人抱怨政府，也没有一个人说地产商的不是，都说是自己赚不到钱。男的是这样的，女的也是这样，有些岁数大的也是这样。
有两个人稍微展开讲了一下。一个说，市场总是波动的，贵的时候我买不起，那可以考虑便宜的时候买。另外一个说，如果政府来管这件事情，让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房，那么越干预，社会的成本就会越高。这是一个集团公司的部门经理，他学的是经济，说得也有他自己的道理。
我想起来，在爬玉山的时候，我的向导是一个大姐，在路上我就跟她找话说。
于是我也问她，「你买房了吗？」
她说：「没有。」
「那你是租房吗？」
「我租房快二十年了。」
「你有小孩吗？」
「我有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你还一直租房吗？为什么不买呢？」
「我买不起，我老公也买不起」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没什么，就一直租房啊。就算赚不到钱，我也喜欢这种生活，我已经爬了九十多次玉山了。」
「那你的小孩呢？」
「那是他们的命，让他们自己去想。」
我就开始想，为什么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呢？
如果你来台湾玩，到每个村、每个乡、每个镇、每个市去看，都会发现有很多庙，光道教的庙就超过一千个。因为台湾人这样「敬鬼神」，所以他们会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因为自己的「命」不好，不埋怨别人。
中国十三亿多的人口，官方统计信教的大概只有一亿多人，再加上信马克思主义的，加起来不超过两亿。十多亿人不敬鬼神、谁都不怕，那确实很可怕。如果一直埋冤别人，一有事就骂人，而不反省自己，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极其容易「爆炸」的社会。
我们社会未来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如果我们能逐步过渡到台湾社会这样的人心、次序上来，其实挺好的。
－END－
当然这一小时不是商务谈判的时间。开商务会议，三五个小时都可以谈下去，因为大家的语言系统是一样的，都是谈钱，谈规则，谈利益。但是如果撇开这种空洞的商务活动，谈别的谈一小时，有时候就很难找到共同话题。
在台湾的时候，除了睡觉，我们基本上从早到晚都跟台湾人在一起。那我们总得说话呀，但我就发现找不到词。不是没词，是我怕「说错」。
比如说，我们不能谈关于溥仪的事，因为台湾人彼此之间不知道对方是「蓝」的还是「绿」的，所以避免谈政治。再比如我们在大陆会讲荤段子，在台湾又不敢说这些。为什么？怕人家说我们大陆人没教养。所以又得「装」，这也不能谈。
于是我只能像一个糊涂长辈，问他们：多大了？在哪工作？上过什么学？这些话十分钟也就说完了。而且像我们大陆关心人家的私生活关心到吃饭、睡觉、过日子，如果要在台湾问这些问题，也不知道适不适合，所以也不好问。
其他还能聊什么呢？那就聊我擅长的企业管理吧，这也可以聊上一阵子，但聊这玩意儿干嘛呢？到后来还是没话说。幸好还有另外一个大陆人跟我一起，结果最后变成我们两个在一起畅谈。
这样近距离、深入地跟台湾接触以后，我才发现，实际上我们两岸的文化差别非常大。
还有一次，实在没什么话说了，我就跟他们聊买房子的事。那时候正好北京又开始说什么五环涨价，借着这件事儿，我就分别问他们说：「假如你买不起房，你有三种选择，第一，认为是政府的原因，房地产政策不好；第二，认为是开发商太黑心，抬高房价；第三，怪自己，说自己怎么运气不好，挣不着钱。你们会如何选择？」
我问的基本都是年轻人，都是大概二十七八岁的样子。结果没有一个人抱怨政府，也没有一个人说地产商的不是，都说是自己赚不到钱。男的是这样的，女的也是这样，有些岁数大的也是这样。
有两个人稍微展开讲了一下。一个说，市场总是波动的，贵的时候我买不起，那可以考虑便宜的时候买。另外一个说，如果政府来管这件事情，让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房，那么越干预，社会的成本就会越高。这是一个集团公司的部门经理，他学的是经济，说得也有他自己的道理。
我想起来，在爬玉山的时候，我的向导是一个大姐，在路上我就跟她找话说。
于是我也问她，「你买房了吗？」
她说：「没有。」
「那你是租房吗？」
「我租房快二十年了。」
「你有小孩吗？」
「我有三个孩子。」
「三个孩子你还一直租房吗？为什么不买呢？」
「我买不起，我老公也买不起」
「那你以后怎么办呢？」
「没什么，就一直租房啊。就算赚不到钱，我也喜欢这种生活，我已经爬了九十多次玉山了。」
「那你的小孩呢？」
「那是他们的命，让他们自己去想。」
我就开始想，为什么他们认为是自己的问题呢？
如果你来台湾玩，到每个村、每个乡、每个镇、每个市去看，都会发现有很多庙，光道教的庙就超过一千个。因为台湾人这样「敬鬼神」，所以他们会把自己所有的不幸都归因为自己的「命」不好，不埋怨别人。
中国十三亿多的人口，官方统计信教的大概只有一亿多人，再加上信马克思主义的，加起来不超过两亿。十多亿人不敬鬼神、谁都不怕，那确实很可怕。如果一直埋冤别人，一有事就骂人，而不反省自己，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是一个极其容易「爆炸」的社会。
我们社会未来的发展，任重而道远。如果我们能逐步过渡到台湾社会这样的人心、次序上来，其实挺好的。
－END－
2016年4月28日星期四
苹果大裁员股价暴跌8% 印度将取代中国
多种迹象表明，苹果（专题）神话或许已经不再，拐点到来。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苹果共计卖出4,200万台iPhone，较上个季度暴跌43.8%。股（专题）价暴跌8%，与此同时，苹果也迎来了裁员降薪潮。有分析表示，苹果很可能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而印度（专题）有望成为下一个中国。
苹果股价暴跌，拐点已经到来了？（图源：Reuters/VCG）
综合媒体报道，根据市场研究公司TrendForce的最新数据，今年第一季度，苹果共计卖出4,200万台iPhone，较上个季度暴跌43.8%。苹果官方数据显示，2015年第一季度iPhone出货量为6,117万部，今年一季度iPhone的出货量同比下滑了31.3%。
苹果iPhone业绩不佳，已经直接体现在了员工招聘上。过去几周，苹果已经解雇了部分临时工，还开始辞退一些全职员工，涉及人员100多人。
此外，苹果还调整了招聘人员的薪资结构。据知情人士透露，之前，招聘人员可以获得相当于新入职员工基本工资40%的将近，但如今这一比例已经下降到了10-15%，甚至还有可能完全取消。
另据华尔街见闻一篇署名为张舒的文章报道，周二盘后苹果财报显示，公司营收及净利润不及预期，iPhone销售同比下滑16%，营收跌13%为13年来首跌。苹果对下财季销售预期远低于市场期待。苹果计划提升股息、扩大股份回购规模。苹果财报不佳，股价盘后重挫8%，位于96美元。
苹果公司第二财季每股收益为1.90美元，不及预期的2美元；同期营收为505.6亿美元，不及预期的519.7亿美元。苹果预计第三财季营收为410~430亿美元，不仅远远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的474亿美元，也低于最悲观的分析师预计。
知名苹果分析师郭明池表示，智能手机市场竞争加剧，而苹果下半年将发布的iPhone 7卖点可能又相当有限，在三星、苹果、华为、OPPO和Vivo这五大手机厂商中，苹果将成为今年唯一一个出货量下滑的品牌。
乐视CEO贾跃亭表示，苹果缺乏创新已过时，在中国正失去增长动能。当前苹果公司最大的问题是，其创新不够。例如，上个月苹果推出iPhone SE手机。从业内人士角度看，这个产品的创新度是极低的，苹果不应该这么做。
值得注意的是，顶级国际政治风险专家、Eurasia集团创始人兼总裁Ian Bremmer表示，苹果可能被中国市场拒之门外。苹果或面临类似Facebook式的局面。
在过去数年时间内，中国国内经济的不断增长、中产阶级人群的增多以及庞大的年轻人口数量都为苹果创造了出了一个拥有巨大吸引力的超级市场。在苹果2015财年中，苹果大中华区销售额增长率高达84%，一举刷新了该公司所有地区的历史增长纪录。
对此，苹果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Cook）更是直言不讳的表示“中国将成为苹果的‘全球顶级市场’。”
但摩根士丹利日前在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中建议苹果在印度市场复制这一成功。
报告认为，印度如今的智能手机市场状态和五六年前的中国十分相似。具体来说就是，2011年中国智能手机进货量仅为9,200万部，而2015年印度的智能手机进货量则为1.04亿部万部。2009年11月，摩根士丹利展开的市场调查结果显示，中国有4.6%的消费者拥有一部iPhone，而2016年1月的类似调查发现，如今有4%的印度消费者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在2010年到2015年这段时间内，苹果在400美元或者以上机型市场的份额从30%增长到了74%。
因此摩根士丹利在4月20日公布的报告中明确表示：“我们认为，苹果完全可能在印度市场复制同样的成功。”
另外，在苹果iPhone销量首次下滑之际，苹果一些功能在华无法使用又成了新的麻烦。
据印度综合门户网indiatimes4月23日报道，苹果公司的网上电子书和电影服务于4月21日起在中国遭遇麻烦，这对于苹果公司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中国于3月份开始对网上出版物，尤其是电影，实施严格法律法规管理。但是，这项屏蔽措施只有长期实施才会造成恶果，奥唐奈说。苹果在21日发表声明说，他们希望尽快回复在中国的服务。
实际上，苹果有着与中国政府官员合作的良好历史，它曾发起与中国的一系列合作，包括移动支付功能Apple Pay。但也有分析师对于苹果将来是否会收到同样热情的回应表示怀疑。苹果公司是在去年年底才发布网上书籍和电影的服务的，没有给中国消费者足够的时间习惯这项新服务。
继欧盟后 美国政府再对谷歌Android发难
知情人士透露，最近数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下简称“FTC”)官员已经与相关公司高管会晤，调查业界对谷歌滥用Android支配地位的担忧，扩大了从去年开始的一项调查的范围。
FTC调查的问题与欧盟监管机构相似。欧盟上周谴责谷歌不恰当地利用Android作为世界上用户最多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地位，迫使设备厂商和移动运营商“偏爱”其搜索引擎和其他服务。一名消息人士称，事实上，FTC希望获得欧盟Android反垄断案的部分证据。
谷歌和FTC未就此置评。
由于应用开发者和其他科技公司投诉谷歌不公平地利用其Android优势，FTC去年开始瞄上Android。上述知情人士称，FTC官员最近与至少2家公司高管会晤，并要求它们提供资料，这表明调查在取得进展，FTC在收集更多资料。
调查并不意味着FTC认为谷歌存在不恰当行为。消息人士透露，FTC调查人员尚未得出结论，目前要判断调查是否会导致FTC对谷歌采取法律措施还为时尚早。
FTC或得出不同于欧盟的结论
数个原因使得FTC可能得出不同于欧盟监管机构的结论。一个原因是，欧盟反垄断法律给予监管机构对垄断公司采取措施的更大权力。
另外，Android在欧盟市场份额更高，在欧盟五大国中的4个国家，其市场份额超过70%。市场研究公司Kantar Worldpanel的数据显示，Android美国市场份额为59%。此外，即使谷歌的行为不利于竞争对手，只要它有正当商业理由、向Android用户提供了更好的体验，美国法律就鼓励FTC信任谷歌。
2013年的谷歌搜索引擎反垄断就是如此。经过冗长的调查后，FTC决定不起诉谷歌。在那次调查中，FTC官员发现谷歌搜索结果偏爱自家产品和服务，但他们不建议起诉谷歌，原因就在于法律障碍以及谷歌认为其行为促进了市场竞争。
FTC官员建议针对谷歌其他业务“下手”，其中包括使用竞争对手网站的内容，但FTC选择与谷歌达成和解协议。
Android 问题还吸引了美国国会的注意。参议员奥林·哈奇(Orrin Hatch)3月向FTC主席伊迪丝·拉米雷兹(Edith Ramirez)询问，美国是否在对欧盟监管机构的Android担忧进行调查。拉米雷兹在本月发布的书面答复中表示，“我不能讨论非公开调查是否存在，我可以向你保证的是，我了解欧盟同行的担忧。”
欧盟上周谴责谷歌的数项Android政策不利于市场竞争，其中包括要求集成Play应用商店的智能手机必须把谷歌设置为默认搜索引擎。谷歌辩解称，Android设备预装其应用和服务有助于它持续改进Android，并免费提供给设备厂商使用。谷歌发表博文称，这一商业模式“降低了设备厂商成本，增加了它们的灵活性”。
由于只为自家设备提供软件，苹果没有遭到反垄断监管机构的调查。苹果软件的市场份额也低于Android。Android是开放源代码软件，意味着设备厂商可以免费使用。
在经过为期多年的调查并咨询美国和欧盟同行后，加拿大监管机构上周称谷歌没有违反该国反垄断法律，称只要用户愿意，他们可以改变手机的默认搜索引擎。
新闻集团在欧盟投诉了谷歌，称后者不公平地抓取其内容并应用在搜索结果中。谷歌为自己辩解称，“谷歌新闻和搜索服务每年免费给新闻机构带去数十亿次点击。”
陈季冰：为什么P2P公司大面积困顿？更多的影子银行撑不住了
过去两周，数以千计欲哭无泪的投资者围堵在上海快鹿投资集团的办公室，要求讨回自己的资金。此前，因投资电影《叶问3》而出名的快鹿及其三家关联公司的理财产品停止向约25万名客户兑付。
几乎同时，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新乡，200多人聚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他们挥舞着抗议横幅，要求政府帮助追回他们投资于河南腾飞集团投资理财有限公司资金。这家公司已于2014年破产倒闭，令3.7万名投资者损失约4亿美元，人均损失超过10000美元。
……
金融稳定承受空前压力
快鹿和腾飞是中国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影子银行”领域中数千家金融公司之一，它们并非第一家出现兑付困难的非金融机构。
在中国，所谓“影子银行”，指的是银行正规信贷之外的其他非正式贷款，它们不会计入受到央行监管的银行资产负债表，目前最常见的形式是各类“理财产品”。“影子银行”不像正规银行那样受到严格监管，而且结构也不透明，有时还会违规投资那些不符合放贷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和基建项目。例如，近年来被经常提及的“地方融资平台”，往往便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这种形式取得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支持的大项目。
“影子银行”吸引了无数投资无门的中国中小投资者。它们从投资者手中募集资金，即其兜售所谓的“理财产品”，然后再把资金提供给企业和个人。这些理财产品通常是对公司债务再打包后的产品，它们往往向投资者承诺高回报，年回报率有时高达18%，甚至更高。由于这类理财产品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国有银行也经常代售、甚至向储户推销它们。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12年前后开始降温，之后理财产品畅销起来。据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穆迪估计，截至2015年年中，中国非银行金融公司发放的新增信贷达3700亿美元，理财产品余额达人民币18.4万亿元（约合2.8万亿美元），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行业的规模相当。
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崛起，许多中国人又开始把这个行业称为“P2P”(Peer To Peer Lending，即个人对个人贷款)。
有人估计，截至2015年底，国内市场上约有16万种投资产品，其中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典型的共同基金以及银行信托产品等各类投资，数量上比2014年底增加了30%。其中还不包括前面提到的增长最为迅速的“P2P”贷款公司。
以往，公司债券违约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为政府总会在关键时刻介入，救助陷入困境的发行人。但过去一两年里，由于股市大起大落、汇率波动前所未有、债市火热加杠杆、资管市场乱象四起、各类非法集资借互联网金融之外衣蔓延……从而导致企业的债务违约数量急剧上升，甚至呈现一种常态化的趋势。这使得中国金融稳定正在承受空前压力，人们为此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金融维稳。
业内估计，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国3800家注册在案的P2P贷款机构中，多达三分之一已陷入财务困境。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些P2P平台更是接二连三地倒闭。《华尔街日报》根据过去一年所报道案例统计的结果估算，有160万名购买了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因此损失了至少1500亿元，平均每人损失9万多元。这些投资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毕生的储蓄都投入其中。
来自海通证券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已有12只公开发行的债券发生违约。这还没有算上蓄意的金融欺诈，如著名的北京“e租宝”和广东“邦家租赁”。
“影子银行”产生的根源
中国的银行大多为国有，传统的信贷对象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这使得众多其他需要贷款的公司和项目很难获取资金。一旦中央政府收紧信贷，则大量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项目首当其冲，沦为打压对象。
此外，中国对银行利率实行严格管制，信贷市场缺乏价格竞争机制。对许多储户来说，人为压低的银行存款利率毫无吸引力，各类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优势明显。
这就是“影子银行”产生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相当于官办的借贷市场之外的一个资金“自由市场”，是介于银行正规贷款业务与高利贷、地下钱庄之类非法借贷行为之间的一种合法但模糊的存在。
近年来，受到楼市调控等政策束缚的国有商业银行本身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也纷纷参与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它们或是代销，或是直接放贷，从而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表外资产”。
“影子银行”的这种渠道多样、隐蔽性强的“灰色”特性决定了其融资总规模究竟有多大，很难有权威的确切数字。据一些海外投行估算，这个数字目前大约在20万亿元至40万亿元之间，相当于中国GDP的40-70%。但有一点是确切且令人担心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中国的信贷扩张过程中，“影子银行”得到了急速壮大。2012年，三分之二的新增贷款来自它而非银行的传统贷款。央行的数据还暗示，目前，中国银行业“表外资产”规模已与其贷款余额数量基本相当。
“影子银行”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中国银行体系的缺陷和困境：一方面，这一体系至今仍然实行僵死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亟需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缺乏合规渠道，而逐利又是资本的天性，这一体系内部却又无声无息地堆积了大量高风险的债务。用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现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的话来说，中国当前同时存在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自由化的乱局。
客观地说，“影子银行”可能是近年来中国最大和最活跃的“金融创新”了，它巧妙地绕开一刀切的僵硬监管，将市场对更便捷资金的需求同储户对更高回报的需求连结起来。
但问题在于，“影子银行”的出现，使巨额信贷游离与货币政策掌控之外，从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信贷泡沫，这是违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更重要的是，之所以政策对商业银行监管如此严厉，如果说其理据是因为国有银行不能很好地甄别贷款风险的话，那么在中国金融业总体底下的经营水平之下，“影子银行”同样也不能。
在一些专家看来，正是“影子银行”的存在，才使得产能过剩行业得以继续维持甚至扩张；“影子银行”的大量贷款投向了政府投资的基建项目和“政绩工程”，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些放贷中的相当一部分根本不具偿付能力。
上月有媒体报导援引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日在银监系统内部会议上表示，去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9.3万亿元人民币，已超过2012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5倍。此外，“影子银行”还助长了资金自我循环及监管套利行为，也就是资本市场上的投机和俗称的“空转”。按照监管当局的看法，这就是流动性总量并不匮乏但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错配”的根源。而由于这些理财产品通常期限较短，去向也不透明，一旦国家政策或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极易变成坏账。
投鼠忌器的打击
债券违约潮的到来以及多家投资公司相继倒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业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部门正悄然暂停对投资类公司登记注册的审批，其中包括大型外资公司支持的投资公司。据工商注册登记代理商、律师和顾问人员称，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向该市的注册登记代理商表示，该局将不会批准那些看起来与投资相关的公司的注册登记。一份内部文件也显示，凡是在经营范围中提到“资产”、“金融控股”和“资本”等字眼的公司，其工商登记申请受理和批准将暂停至 6月30日。
这些违约还给其他潜在借款人带来了融资困难，并推升了信贷成本。根据媒体统计，在4月的头两周里，至少18笔债券发行被取消，总价值达到178亿元人民币（合28亿美元）。此前在3月份已有62笔债券发行被取消，总价值达到448亿元人民币。
此外，今年以来，一些二手房中介公司介入金融领域，它们往往在线上对接有投资需求的投资人，在线下对接房产交易中产生的过桥贷款需求。这种颇受房产买卖双方欢迎的房地产金融平台，被认为既推高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也孕育了巨大的风险。因为购房连首付款都无法支付的人，其投资的基础便是立足于房价会继续上涨，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一旦房价下跌，这种投资模式就将难以维系。
眼下，央行等监管部门正设法打击此类不受监管的放贷，以防其损害整体经济。
然而，且不说“影子银行”作为一种特定条件下的“中国式金融创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一棍子打死。因为就算商业银行能够全部退出“影子银行”，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正如一些市场观察人士分析的那样，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水平，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的银行激励机制之下，一旦国家收紧政策，严格风控，它们有可能更不愿意向看起来风险比较大的中小民营企业放贷，而更愿意把钱贷给那些大型国企——这样做不仅政治上正确，而且由于这些国企与政府有着紧密的关系，几乎不用担心贷款会有什么风险。
但这恐怕与中央政府力主的“供给侧改革”和央行的初衷背道而驰，他们原来希望资金流向那些能够真正带动经济和就业有效增长的实体经济。
几乎同时，在千里之外的河南新乡，200多人聚集在市政府办公楼前，他们挥舞着抗议横幅，要求政府帮助追回他们投资于河南腾飞集团投资理财有限公司资金。这家公司已于2014年破产倒闭，令3.7万名投资者损失约4亿美元，人均损失超过10000美元。
……
金融稳定承受空前压力
快鹿和腾飞是中国近年来异军突起的“影子银行”领域中数千家金融公司之一，它们并非第一家出现兑付困难的非金融机构。
在中国，所谓“影子银行”，指的是银行正规信贷之外的其他非正式贷款，它们不会计入受到央行监管的银行资产负债表，目前最常见的形式是各类“理财产品”。“影子银行”不像正规银行那样受到严格监管，而且结构也不透明，有时还会违规投资那些不符合放贷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和基建项目。例如，近年来被经常提及的“地方融资平台”，往往便是各级地方政府通过这种形式取得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及地方支持的大项目。
“影子银行”吸引了无数投资无门的中国中小投资者。它们从投资者手中募集资金，即其兜售所谓的“理财产品”，然后再把资金提供给企业和个人。这些理财产品通常是对公司债务再打包后的产品，它们往往向投资者承诺高回报，年回报率有时高达18%，甚至更高。由于这类理财产品如此受欢迎，以至于国有银行也经常代售、甚至向储户推销它们。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2012年前后开始降温，之后理财产品畅销起来。据国际著名评级机构穆迪估计，截至2015年年中，中国非银行金融公司发放的新增信贷达3700亿美元，理财产品余额达人民币18.4万亿元（约合2.8万亿美元），与美国货币市场基金行业的规模相当。
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崛起，许多中国人又开始把这个行业称为“P2P”(Peer To Peer Lending，即个人对个人贷款)。
有人估计，截至2015年底，国内市场上约有16万种投资产品，其中包括私募股权基金、典型的共同基金以及银行信托产品等各类投资，数量上比2014年底增加了30%。其中还不包括前面提到的增长最为迅速的“P2P”贷款公司。
以往，公司债券违约在中国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因为政府总会在关键时刻介入，救助陷入困境的发行人。但过去一两年里，由于股市大起大落、汇率波动前所未有、债市火热加杠杆、资管市场乱象四起、各类非法集资借互联网金融之外衣蔓延……从而导致企业的债务违约数量急剧上升，甚至呈现一种常态化的趋势。这使得中国金融稳定正在承受空前压力，人们为此发明了一个专有名词：金融维稳。
业内估计，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中国3800家注册在案的P2P贷款机构中，多达三分之一已陷入财务困境。自从去年下半年开始，这些P2P平台更是接二连三地倒闭。《华尔街日报》根据过去一年所报道案例统计的结果估算，有160万名购买了理财产品的投资者因此损失了至少1500亿元，平均每人损失9万多元。这些投资者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老年人，他们中的许多人把毕生的储蓄都投入其中。
来自海通证券的数据显示，自2014年以来，已有12只公开发行的债券发生违约。这还没有算上蓄意的金融欺诈，如著名的北京“e租宝”和广东“邦家租赁”。
“影子银行”产生的根源
中国的银行大多为国有，传统的信贷对象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这使得众多其他需要贷款的公司和项目很难获取资金。一旦中央政府收紧信贷，则大量民营企业和地方政府项目首当其冲，沦为打压对象。
此外，中国对银行利率实行严格管制，信贷市场缺乏价格竞争机制。对许多储户来说，人为压低的银行存款利率毫无吸引力，各类高收益率的理财产品优势明显。
这就是“影子银行”产生的根源。从这个意义上看，它相当于官办的借贷市场之外的一个资金“自由市场”，是介于银行正规贷款业务与高利贷、地下钱庄之类非法借贷行为之间的一种合法但模糊的存在。
近年来，受到楼市调控等政策束缚的国有商业银行本身为了追逐更高的利润，也纷纷参与以理财产品为代表的“影子银行”业务，它们或是代销，或是直接放贷，从而形成了规模巨大的“表外资产”。
“影子银行”的这种渠道多样、隐蔽性强的“灰色”特性决定了其融资总规模究竟有多大，很难有权威的确切数字。据一些海外投行估算，这个数字目前大约在20万亿元至40万亿元之间，相当于中国GDP的40-70%。但有一点是确切且令人担心的，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5年来中国的信贷扩张过程中，“影子银行”得到了急速壮大。2012年，三分之二的新增贷款来自它而非银行的传统贷款。央行的数据还暗示，目前，中国银行业“表外资产”规模已与其贷款余额数量基本相当。
“影子银行”就像一面镜子，反射出中国银行体系的缺陷和困境：一方面，这一体系至今仍然实行僵死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亟需大力推进市场化改革；但另一方面，正因为缺乏合规渠道，而逐利又是资本的天性，这一体系内部却又无声无息地堆积了大量高风险的债务。用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现博源基金会理事长秦晓的话来说，中国当前同时存在金融抑制和金融过度自由化的乱局。
客观地说，“影子银行”可能是近年来中国最大和最活跃的“金融创新”了，它巧妙地绕开一刀切的僵硬监管，将市场对更便捷资金的需求同储户对更高回报的需求连结起来。
但问题在于，“影子银行”的出现，使巨额信贷游离与货币政策掌控之外，从而有可能引发严重的信贷泡沫，这是违背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更重要的是，之所以政策对商业银行监管如此严厉，如果说其理据是因为国有银行不能很好地甄别贷款风险的话，那么在中国金融业总体底下的经营水平之下，“影子银行”同样也不能。
在一些专家看来，正是“影子银行”的存在，才使得产能过剩行业得以继续维持甚至扩张；“影子银行”的大量贷款投向了政府投资的基建项目和“政绩工程”，单纯从经济的角度看，这些放贷中的相当一部分根本不具偿付能力。
上月有媒体报导援引银监会主席尚福林近日在银监系统内部会议上表示，去年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余额9.3万亿元人民币，已超过2012年地方本级财政收入1.5倍。此外，“影子银行”还助长了资金自我循环及监管套利行为，也就是资本市场上的投机和俗称的“空转”。按照监管当局的看法，这就是流动性总量并不匮乏但却存在严重的结构性“错配”的根源。而由于这些理财产品通常期限较短，去向也不透明，一旦国家政策或市场形势发生变化，极易变成坏账。
投鼠忌器的打击
债券违约潮的到来以及多家投资公司相继倒闭，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紧急应对措施。
业内人士透露，中国监管部门正悄然暂停对投资类公司登记注册的审批，其中包括大型外资公司支持的投资公司。据工商注册登记代理商、律师和顾问人员称，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向该市的注册登记代理商表示，该局将不会批准那些看起来与投资相关的公司的注册登记。一份内部文件也显示，凡是在经营范围中提到“资产”、“金融控股”和“资本”等字眼的公司，其工商登记申请受理和批准将暂停至 6月30日。
这些违约还给其他潜在借款人带来了融资困难，并推升了信贷成本。根据媒体统计，在4月的头两周里，至少18笔债券发行被取消，总价值达到178亿元人民币（合28亿美元）。此前在3月份已有62笔债券发行被取消，总价值达到448亿元人民币。
此外，今年以来，一些二手房中介公司介入金融领域，它们往往在线上对接有投资需求的投资人，在线下对接房产交易中产生的过桥贷款需求。这种颇受房产买卖双方欢迎的房地产金融平台，被认为既推高了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房价，也孕育了巨大的风险。因为购房连首付款都无法支付的人，其投资的基础便是立足于房价会继续上涨，与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的情形如出一辙。一旦房价下跌，这种投资模式就将难以维系。
眼下，央行等监管部门正设法打击此类不受监管的放贷，以防其损害整体经济。
然而，且不说“影子银行”作为一种特定条件下的“中国式金融创新”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不应一棍子打死。因为就算商业银行能够全部退出“影子银行”，根本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正如一些市场观察人士分析的那样，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整体经营水平，特别是在目前中国的银行激励机制之下，一旦国家收紧政策，严格风控，它们有可能更不愿意向看起来风险比较大的中小民营企业放贷，而更愿意把钱贷给那些大型国企——这样做不仅政治上正确，而且由于这些国企与政府有着紧密的关系，几乎不用担心贷款会有什么风险。
但这恐怕与中央政府力主的“供给侧改革”和央行的初衷背道而驰，他们原来希望资金流向那些能够真正带动经济和就业有效增长的实体经济。
中国无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谢作诗
我是乌鸦嘴。
2004年3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如火如荼实施的时候，我写下“东北振兴路上有陷阱”，明确讲“当资金用完，优惠政策结束，或者经济高增长结束，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就会再次爆发。”今天看不幸言中。我的依据仅仅是振兴战略反而强化了国有经济。
2013年6月前我是一直唱多房市的，但转眼到了7月，我开始唱空房市。这也没有什么，因为6月的“钱荒”分明是杠杆断裂的征兆，其后所做的不过是做大分母以图避免。
2014年7月，我写下“股市的春天正在悄然到来”。逻辑也不复杂。在货币量世界第一多又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只要经济不硬着陆，那么房价降，股市就必然要涨。
更早，在2010年，我说中国经济会一点一点掉下去。会成真吗？
太太说：你为什么那么自信，难道你就不会错？
我当然可能错。但因为我的角度简单，所以不容易错。
因为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的缘故，中国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你可能不同意我。这些年中国土地就是公有的，不照样产生了世界最高的增长率？
这，我当然知道。我还说中国曾找到了世界上最有效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呢！
两种方式建商场，一种是全体租户集资建，然后在建好的商场内分配摊位经营；另一种由第三者建好商场，然后招引租户来经营。哪一种模式更有效率？无疑是后者。试问，中国的城市化走的不正是由政府作为第三方，平整土地、铺管线、修道路来“建商场”的道路吗？每一个开发区、每一座新城不正是一座大商场？招商引资进来的每一个企业不正是一个个“租户”？如果说后一种建商场的模式有效率，凭什么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就无效率呢？
但我清楚地用了“曾”这个字。这是因为政府投资是花别人的钱，必然投资冲动。
不过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前这不是问题。我们投资冲动、产能过剩，美国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缺点变成优点，投资冲动反而成就了经济增长。
但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投资冲动、产能过剩就是问题了。
中国必须克服投资冲动、提高消费率！
再说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指望别人替我们消费了，谁有那么大的胃啊！
然而消费与收入是一回事。没有收入让人消费是笑话；有收入不让人消费也不可能。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劳动收入，另一个是资产收入。劳动致富是骗人的，要有效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就必须让他们获得资产收入。这就要求把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
所以，土地公有过去不是坏事，但现在和未来则是大坏事。
如果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不能私人所有，增长都会困难，又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我的一个做工业地产的企业家朋友说，他对日本设计师拍桌子，因为土地使用权只有50年，可是日本设计师给他设计100年的房子。他说中国建筑的寿命不是由技术决定的，而是由政策决定的。本来可以住100年的房子，因为产权的原因，只能住50年。欧洲百年、几百年的房子还在使用，但是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建的房子，不少已经成危房了，部分则已经倒塌。这是在消灭财富。产权不能私有，中国就会是一个GDP高但财富少的国家。房子建了拆，拆了建，GDP上去了，但是房子还是那栋房子，财富并没有增加。
世界上，有过几十年高增长的国家比比皆是，但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却屈指可数。我且不去说因为土地公有推高房价，高房价伤害实体经济；因为没有思想市场，中国人缺乏创新能力；因为强制性计划生育，中国未富先老，将面临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老龄化。一个生产要素公有的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死我也不相信！
我是乌鸦嘴。
2004年3月，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如火如荼实施的时候，我写下“东北振兴路上有陷阱”，明确讲“当资金用完，优惠政策结束，或者经济高增长结束，老工业基地的问题就会再次爆发。”今天看不幸言中。我的依据仅仅是振兴战略反而强化了国有经济。
2013年6月前我是一直唱多房市的，但转眼到了7月，我开始唱空房市。这也没有什么，因为6月的“钱荒”分明是杠杆断裂的征兆，其后所做的不过是做大分母以图避免。
2014年7月，我写下“股市的春天正在悄然到来”。逻辑也不复杂。在货币量世界第一多又实行资本项目管制的情况下，只要经济不硬着陆，那么房价降，股市就必然要涨。
更早，在2010年，我说中国经济会一点一点掉下去。会成真吗？
太太说：你为什么那么自信，难道你就不会错？
我当然可能错。但因为我的角度简单，所以不容易错。
因为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公有的缘故，中国不可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你可能不同意我。这些年中国土地就是公有的，不照样产生了世界最高的增长率？
这，我当然知道。我还说中国曾找到了世界上最有效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呢！
两种方式建商场，一种是全体租户集资建，然后在建好的商场内分配摊位经营；另一种由第三者建好商场，然后招引租户来经营。哪一种模式更有效率？无疑是后者。试问，中国的城市化走的不正是由政府作为第三方，平整土地、铺管线、修道路来“建商场”的道路吗？每一个开发区、每一座新城不正是一座大商场？招商引资进来的每一个企业不正是一个个“租户”？如果说后一种建商场的模式有效率，凭什么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就无效率呢？
但我清楚地用了“曾”这个字。这是因为政府投资是花别人的钱，必然投资冲动。
不过在华尔街金融危机之前这不是问题。我们投资冲动、产能过剩，美国超前消费、过度消费，在这个特定的条件下，缺点变成优点，投资冲动反而成就了经济增长。
但华尔街金融危机后，美国储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投资冲动、产能过剩就是问题了。
中国必须克服投资冲动、提高消费率！
再说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能指望别人替我们消费了，谁有那么大的胃啊！
然而消费与收入是一回事。没有收入让人消费是笑话；有收入不让人消费也不可能。收入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劳动收入，另一个是资产收入。劳动致富是骗人的，要有效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就必须让他们获得资产收入。这就要求把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界定给个人。
所以，土地公有过去不是坏事，但现在和未来则是大坏事。
如果土地等重要生产要素不能私人所有，增长都会困难，又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呢？
我的一个做工业地产的企业家朋友说，他对日本设计师拍桌子，因为土地使用权只有50年，可是日本设计师给他设计100年的房子。他说中国建筑的寿命不是由技术决定的，而是由政策决定的。本来可以住100年的房子，因为产权的原因，只能住50年。欧洲百年、几百年的房子还在使用，但是我们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建的房子，不少已经成危房了，部分则已经倒塌。这是在消灭财富。产权不能私有，中国就会是一个GDP高但财富少的国家。房子建了拆，拆了建，GDP上去了，但是房子还是那栋房子，财富并没有增加。
世界上，有过几十年高增长的国家比比皆是，但是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却屈指可数。我且不去说因为土地公有推高房价，高房价伤害实体经济；因为没有思想市场，中国人缺乏创新能力；因为强制性计划生育，中国未富先老，将面临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老龄化。一个生产要素公有的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死我也不相信！
徐斌：中国经济已开始自发信用紧缩
旁白：昨天财新报道央行压缩四月份商业信贷额度的消息，将市场吓尿了，今天消息出来了，子虚乌有：路透：央行不过是进行常规窗口信贷指导而已：昨日一则“央行窗口指导4月信贷压至月初计划70%”的报道最终被辟谣，但还是令市场惊出一身冷汗。财新本周一称核实了坊间传闻，即央行为控制新增信贷投放节奏，4月各行总行新增信贷规模压降至月初计划数的70%，并通过各级分支行对银行业金融机构传达相关精神。不过随后《第一财经日报》、《券商中国》等多家媒体报道称，有关央行压缩信贷规模的说法并不准确。财新自己也将称内容有误，将文章撤稿。但毕竟此事不是空穴来风，那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呢？根据路透的报道，近日中国央行确实对部分地区的银行的具体信贷业务条线进行了窗口指导。路透采访多位银行人士发现，和今年2月份中国央行较大力度的窗口指导相比，4月份的窗口指导较为温和，只有部分银行的个别地区分行受到此次信贷窗口指导，且受到指导的信贷业务也主要为按揭贷款。“现在确实收紧了，控制信贷节奏，主要是防止信贷投放过快，有进入楼市股市的危险；其实对公业务还好，但零售业务的房贷按揭收紧了。”在一线城市负责公司信贷业务的一位银行人士指出。而该行另一位在二线城市负责上述相关业务人士亦表示，分行马上会停止当月信贷投放规模。不过，更多商业银行人士表示并未收到对于信贷规模进行严格管制的通知。根据《券商中国》的报道，央行向个别地区的分支行传达过合理把握信贷投放节奏的有关精神，但这属于常态化的操作，并非突发事件。
旁白：这消息出来，估计投机客们长吁一口气，终于可以好好耍耍啦，可话音未落，商品期货就跌了：周二国内多数期货品种大跌
周二（26日）日间，国内多数期货品种下挫，有色金属全线下跌，仅焦煤、焦炭、菜粕、豆粕等少数品种飘红。螺纹钢收盘下跌，铁矿石封死跌停。午后，铁矿石盘中 跌停，至每吨450.5元；热轧卷板触及跌停，至每吨2685元。螺纹钢1610合约一度跌超4.5%，收盘跌幅收窄至3.8%报每吨2553元。焦炭、焦煤早盘高开，一度涨3%，午后一度抹去早盘涨幅，盘中翻绿，收盘再度转涨。周一日间收盘，焦炭、焦煤涨停。截至上周末，焦炭1609合约已经出现12个周阳线。之前价格狂飙的期货品种本周迄今持续下跌。旁白：但即使大跌，还是拦不住蜂拥而来的期货开户大军：投资者跑步期货公司下单导致“拥堵”
“最近新开户投资者非常多，月环比增长已经翻番，而且还在持续增加。从营业部看可能不明显，因为都是网上开户，”上海某大型期货公司总部人士向记者表示，“从没想到这种火爆场面也会发生在期货市场。”与投资者跑步进场同时发生的是又一次交易所下单“拥堵”。4月25日开盘，上期所报盘出现故障，从一分钟K线来看，出现成交间断的现象。“这与股票交易所曾经出现的爆表事件类似，上周四单单螺纹钢一个品种的成交额就超过了整个沪深A股，拥堵发生并非偶然，多家期货公司上午都向客户发送了提示技术故障的短信通知。”前述人士表示。统计数据显示，焦炭、螺纹钢、热轧卷板、铁矿石等期货商品今年以来的价格涨幅高达50%以上，财富效应正在吸引投资者纷至沓来。如从期货主力品种的持仓情况来看，江浙系期货公司席位已经占据了数个主力期货品种多单榜首位置。业内人士认为，江浙地区游资可能正在进入商品期货市场。“现在圈内已经有点看不懂现在的市场了，期货市场突然闯入了很多陌生的资金，从前这只是个小圈子。上周螺纹钢赚了不少，我选择收手，”王凯表示，“开户剧增和交易所出现拥堵是一个指标，我认为五一节后监管层可能会再拿出一些手段出来防止市场过热。”旁白：期货公司比起券商而言，一直是可怜，因为交易量不是一个级别的，平日间也就吃点稀饭勉强度日，何曾有过大鱼大肉的日子？这下子，期货人士估计都蒙圈了吧？事实上，基本面一点都不支撑这轮黑色系品种期货大行情，你看看下面：一季度国企营收与利润同比依然下跌：2016年1-3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收入、利润同比继续下降，但降幅分别比上月收窄2.8和0.4个百分点；石油、煤炭、钢铁和有色等行业继续亏损。1-3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99492.5亿元，同比下降3%。中央企业61410.5亿元，同比下降4.6%。地方国有企业38082亿元，同比下降0.1%。1-3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成本96991.3亿元，同比下降3%，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6%、增长4.3%和下降1%。中央企业58830.2亿元，同比下降4.2%，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3%、7%和0.5%。地方国有企业38161.1亿元，同比下降1.1%，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11%、增长0.7%和下降2.7%。现利润。1-3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4323亿元，同比下降13.8%。中央企业3398.8亿元，同比下降13.2%。地方国有企业924.2亿元，同比下降15.8%。
旁白：尽管跌幅收窄，说白了，就是亏得不是那么厉害了，但依然不能支撑经济回暖重新再来一轮加库存周期的结论。糟糕的是，分析师群体现在都以阴郁的调子描述债券违约事件：债市处于深幅调整胶着状态：近期违约频繁发生，债市市场情绪愈发趋于谨慎；资金面波动，叠加违约风险暴露导致了市场流动性紧张。债市在信用风险频发的背景下，正处于深幅调整的胶着状态。4月18日-4月22日，资金利率、国债及政策性金融债收益率全面上行，幅度较大，且局面还在延续。华创证券固收研报称，收益率下行阶段，机构通过在债券市场加杠杆操作增强收益，但是目前资金市场的紧平衡、监管对于债券杠杆的调控都不利于高杠杆策略的维系。一方面资金面将维持紧平衡状态，杠杆操作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债券市场杠杆高企引起监管层注意，政策风险加大债市去杠杆压力。目前债券市场的高杠杆，实际上延续了2013年非标高杠杆、2015年股市高杠杆的情况，面临较大的监管不确定性，一旦去杠杆趋势形成，可能引发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和估值下跌的压力。
旁白：上述还是一般性的忧虑，而有的分析师干脆将债券违约上升到信仰的角度讨论了：付鹏：中铁物资债券违约事件冲击交易员信仰：债券市场其实就是信用市场，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债券参与者最核心就是信仰二字，信用市场的参与者不怕市场的波动，所以传统中大家认为央行的主动收紧又或通胀抬头对债券市场的影响通常都还不是最主要和致命的，但参与主体的信仰一旦被打破恐怕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再赶上‘巧合’的高杠杆环境，那么整个信用市场随时都有可能在这种突发的‘事件（刚性对付被打破）下’引发整个杠杆式的有毒螺旋的发酵，直到侵蚀了整个债券组合的流动性后，原本以为是尾部性质的信用性风险就会变成引债券市场的系统性崩溃。在中国当然最后的信仰就是来自于对所谓“央企信仰、地方城投信仰”，央企、城投债之所以受到追捧，主要是因为它们背后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或明或暗的担保，或者退一步说，政府为了顾及当地的信誉和融资环境的大局，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违约事件的，哪怕出现违约，也会想各种各样办法来兜底。换句话说投资央企、城投债就是投资“信仰”——政府的信誉。从2016年开始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开始加速，到目前有11只债券实质违约，违约的节奏在加快。债券交易市场已经谈虎色变。更糟糕的情况是，从去年4季度开始很多中低级评级的信用债到期偿还量从15年四季度开始大幅上升（以山水水泥为代表的债券违约从此时开始引爆），将一直持续到16年三季度，加上现在又有政府的去产能政策，也就是说未来短期内潜在的违约规模巨大，根据几个债券研究员的判断，高风险的债券多达近500只，规模近七千亿，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有色、化工类的产能过剩行业中。当然了，其他企业违约也就违约了，不对付也就不对付了，最多是个量的问题，但刚刚发生的中铁物资的债券违约事件可说是影响重大，这已经不是所谓量的问题了，已经直接的冲击到了最后的信仰的底线，之前所谓的“央企信仰”也被打破，这导致大家开始意识到信用违约事件目前可以说是无视企业性质、所在行业，即便是隐含政府信用背书的央企也是可以违约的，这对整个市场的底线产生了巨大的裂痕。旁白：而这后果是什么呢？是非常可怕的：付鹏：债券泡沫离破灭临界点不远了：如果债券市场当下最终的结果真的超出大家预期，曾经信仰中最信任的都背叛了你，还拿什么去拯救交易员们呢？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债券市场没有了信用信仰而带来的恐慌情绪，会导致债券市场的风险偏好剧烈调整，由于杠杆会放大信用市场的恐慌，信用债基本已经没有了买盘，失去流动性没有流动性的结果就是反而暂时止跌了——收益率上行幅度相对有限（就算是一旦哪天信用债部分流动性恢复，信用债必然会补跌，而这个补跌的幅度必然是暴跌），此时金融机构开始遭遇赎回压力，正是资金负循环的初步演绎，由于信用债失去了流动性，就不得不减持债券组合中那些依然有流动性的品种，而这必然会导致本来非常优质、几乎没有违约风险的债券也大幅度遭到减持，而这必然也会削弱优质债券的流动性，他们被迫降杠杆，拥挤抛售下流动性风险和债市调整风险均将被进一步放大，引发流动性螺旋(Liquidity Spiral)，而流动性螺旋，会急速推升信用利差的拉大，最后融资成本急速升高，企业更难以做借新还旧，滚债务雪球的把戏，进一步增加了债务违约的风险，而这又会进一步促使信用市场收紧，加强了债务进一步违约的预期，预期进一步强化流动性螺旋，最后进入了债务违约——融资成本升高——更多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一切似乎都距离临界点不远了，游戏里的参与者已经感受到了风暴的来临，这就是一些债券交易员们已经开始感觉隐隐约约不安的地方，只是距离最后的信仰的崩塌还有可挽回之地，但金融的历史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即便是你看的很清楚，但往往就是不可思议的发生了，这或许就是这个生态系统有意思的地方。
旁白：债券市场泡沫一旦破灭，那么结果是相当吓人的，但央行似乎目前对此不以为意，你看看下面就知道了：
短期内降准不可期
央行公开市场继续大规模逆回购，共计1400亿。加上昨日进行的MLF及上周三天逆回购操作，央行5日内向市场注水11020亿。中国央行公开市场今日将进行1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另外，公开市场今日有9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今日上海shibor隔夜和一周利率有所缓解。中信证券]固收团队分析认为，本周央行在流动性本来紧张的情况下还要对冲巨额到期逆回购，难以实现明显的流动性放量，资金紧张局面或将持续。央行通过7天逆回购配合MLF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体现了央行与市场之间的博弈，短期内降准并不可期，流动性释放继续以逆回购搭配MLF为主。
旁白：确实不能再宽松了，你看看现在期货市场都火爆成什么样了，美林时钟都给玩成电风扇的背景下，再宽松货币，似乎不明智，但前提是债券市场不能出事。所以央行现在只能这么硬扛着，其实能扛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
IIF：2016年全球投资者将从中国撤出5,380亿美元资金
周一(4月25日)，国际金融协会(IIF)估计，2016年全球投资者将从中国撤出5,380亿美元资金，尽管资本流出速度已下降。IIF表示，该数字比去年的6,740亿美元下降五分之一，但如果关于人民币“无序”贬值的担忧再现，则中国资本外流速度可能再度加速。由于中国资本外流规模庞大，以及持续外流可能引发汇率波动加剧，所以中国资本外流可能更加广泛地影响新兴市场。而汇率更加波动，则可能助长新一轮资本外流。“人民币急剧贬值可能引发全球风险资产再度遭到抛售，并引发证券投资资本逃离新兴市场，”IIF在报告中表示。“此外，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导致其他新兴市场一轮竞争性贬值，尤其是与中国有紧密贸易往来的国家。”不过暂时而言，资金流出速度缓慢。3月约350亿美元流出，年初以来总流出金额达到1,750亿美元，远低于2015年下半年的速度。IIF称中国当局在缓解人民币贬值担忧方面取得进展。他们强调，对于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关注要更多，而不是只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不过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是，外汇储备降到什么程度，中国当局会开始感到担忧。届时他们可能允许人民币再次下跌，或大幅收紧资本控制。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为4万亿(兆)美元，到2016年2月时已经降至3.2万亿美元。与多数国家相比该水平仍然很高。但如果用IMF开发的另一套方法计算，实际储备超出所需储备的幅度已降至15%，而不到两年前还是50%。“从这点来看，若不大力收紧资本管控，持续的资本大规模流出可能会使该国官方储备变得不足，”IIF称。2000年直至2014年底，外资流入中国的规模占到新兴市场的将近30%，达到3.6万亿美元左右。
每日综述：形势一天比一天更逼近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一幕：市场悄然开始自发信用紧缩。债券市场违约潮，宛若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一个倒下，不断冲击交易员们信仰，即是金融危机前的预兆。信用紧缩有两种，一种是大领导拍桌子，逼着银行上门收债，譬如1993年，银行经理不能收回贷款，朱老板就要他们的脑袋，这是中国经济周期最常见的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现在这种：债券，不管是企业债还是地方债，违约越来越频繁，市场自发上调债券收益率，一直到某个突发事件出现导致流动性枯竭为止。届时政府能做的，无非是兜底坏账然后汇率贬值，在此之前大规模资金外流潮已经开始了……。那就是噩梦，现在离临界点不远了。
旁白：这消息出来，估计投机客们长吁一口气，终于可以好好耍耍啦，可话音未落，商品期货就跌了：周二国内多数期货品种大跌
周二（26日）日间，国内多数期货品种下挫，有色金属全线下跌，仅焦煤、焦炭、菜粕、豆粕等少数品种飘红。螺纹钢收盘下跌，铁矿石封死跌停。午后，铁矿石盘中 跌停，至每吨450.5元；热轧卷板触及跌停，至每吨2685元。螺纹钢1610合约一度跌超4.5%，收盘跌幅收窄至3.8%报每吨2553元。焦炭、焦煤早盘高开，一度涨3%，午后一度抹去早盘涨幅，盘中翻绿，收盘再度转涨。周一日间收盘，焦炭、焦煤涨停。截至上周末，焦炭1609合约已经出现12个周阳线。之前价格狂飙的期货品种本周迄今持续下跌。旁白：但即使大跌，还是拦不住蜂拥而来的期货开户大军：投资者跑步期货公司下单导致“拥堵”
“最近新开户投资者非常多，月环比增长已经翻番，而且还在持续增加。从营业部看可能不明显，因为都是网上开户，”上海某大型期货公司总部人士向记者表示，“从没想到这种火爆场面也会发生在期货市场。”与投资者跑步进场同时发生的是又一次交易所下单“拥堵”。4月25日开盘，上期所报盘出现故障，从一分钟K线来看，出现成交间断的现象。“这与股票交易所曾经出现的爆表事件类似，上周四单单螺纹钢一个品种的成交额就超过了整个沪深A股，拥堵发生并非偶然，多家期货公司上午都向客户发送了提示技术故障的短信通知。”前述人士表示。统计数据显示，焦炭、螺纹钢、热轧卷板、铁矿石等期货商品今年以来的价格涨幅高达50%以上，财富效应正在吸引投资者纷至沓来。如从期货主力品种的持仓情况来看，江浙系期货公司席位已经占据了数个主力期货品种多单榜首位置。业内人士认为，江浙地区游资可能正在进入商品期货市场。“现在圈内已经有点看不懂现在的市场了，期货市场突然闯入了很多陌生的资金，从前这只是个小圈子。上周螺纹钢赚了不少，我选择收手，”王凯表示，“开户剧增和交易所出现拥堵是一个指标，我认为五一节后监管层可能会再拿出一些手段出来防止市场过热。”旁白：期货公司比起券商而言，一直是可怜，因为交易量不是一个级别的，平日间也就吃点稀饭勉强度日，何曾有过大鱼大肉的日子？这下子，期货人士估计都蒙圈了吧？事实上，基本面一点都不支撑这轮黑色系品种期货大行情，你看看下面：一季度国企营收与利润同比依然下跌：2016年1-3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收入、利润同比继续下降，但降幅分别比上月收窄2.8和0.4个百分点；石油、煤炭、钢铁和有色等行业继续亏损。1-3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收入99492.5亿元，同比下降3%。中央企业61410.5亿元，同比下降4.6%。地方国有企业38082亿元，同比下降0.1%。1-3月，国有企业营业总成本96991.3亿元，同比下降3%，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6%、增长4.3%和下降1%。中央企业58830.2亿元，同比下降4.2%，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3%、7%和0.5%。地方国有企业38161.1亿元，同比下降1.1%，其中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和财务费用同比分别增长11%、增长0.7%和下降2.7%。现利润。1-3月，国有企业利润总额4323亿元，同比下降13.8%。中央企业3398.8亿元，同比下降13.2%。地方国有企业924.2亿元，同比下降15.8%。
旁白：尽管跌幅收窄，说白了，就是亏得不是那么厉害了，但依然不能支撑经济回暖重新再来一轮加库存周期的结论。糟糕的是，分析师群体现在都以阴郁的调子描述债券违约事件：债市处于深幅调整胶着状态：近期违约频繁发生，债市市场情绪愈发趋于谨慎；资金面波动，叠加违约风险暴露导致了市场流动性紧张。债市在信用风险频发的背景下，正处于深幅调整的胶着状态。4月18日-4月22日，资金利率、国债及政策性金融债收益率全面上行，幅度较大，且局面还在延续。华创证券固收研报称，收益率下行阶段，机构通过在债券市场加杠杆操作增强收益，但是目前资金市场的紧平衡、监管对于债券杠杆的调控都不利于高杠杆策略的维系。一方面资金面将维持紧平衡状态，杠杆操作难度加大。另一方面债券市场杠杆高企引起监管层注意，政策风险加大债市去杠杆压力。目前债券市场的高杠杆，实际上延续了2013年非标高杠杆、2015年股市高杠杆的情况，面临较大的监管不确定性，一旦去杠杆趋势形成，可能引发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和估值下跌的压力。
旁白：上述还是一般性的忧虑，而有的分析师干脆将债券违约上升到信仰的角度讨论了：付鹏：中铁物资债券违约事件冲击交易员信仰：债券市场其实就是信用市场，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债券参与者最核心就是信仰二字，信用市场的参与者不怕市场的波动，所以传统中大家认为央行的主动收紧又或通胀抬头对债券市场的影响通常都还不是最主要和致命的，但参与主体的信仰一旦被打破恐怕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再赶上‘巧合’的高杠杆环境，那么整个信用市场随时都有可能在这种突发的‘事件（刚性对付被打破）下’引发整个杠杆式的有毒螺旋的发酵，直到侵蚀了整个债券组合的流动性后，原本以为是尾部性质的信用性风险就会变成引债券市场的系统性崩溃。在中国当然最后的信仰就是来自于对所谓“央企信仰、地方城投信仰”，央企、城投债之所以受到追捧，主要是因为它们背后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或明或暗的担保，或者退一步说，政府为了顾及当地的信誉和融资环境的大局，是绝对不允许出现违约事件的，哪怕出现违约，也会想各种各样办法来兜底。换句话说投资央企、城投债就是投资“信仰”——政府的信誉。从2016年开始信用违约事件明显开始加速，到目前有11只债券实质违约，违约的节奏在加快。债券交易市场已经谈虎色变。更糟糕的情况是，从去年4季度开始很多中低级评级的信用债到期偿还量从15年四季度开始大幅上升（以山水水泥为代表的债券违约从此时开始引爆），将一直持续到16年三季度，加上现在又有政府的去产能政策，也就是说未来短期内潜在的违约规模巨大，根据几个债券研究员的判断，高风险的债券多达近500只，规模近七千亿，主要集中在钢铁、煤炭、有色、化工类的产能过剩行业中。当然了，其他企业违约也就违约了，不对付也就不对付了，最多是个量的问题，但刚刚发生的中铁物资的债券违约事件可说是影响重大，这已经不是所谓量的问题了，已经直接的冲击到了最后的信仰的底线，之前所谓的“央企信仰”也被打破，这导致大家开始意识到信用违约事件目前可以说是无视企业性质、所在行业，即便是隐含政府信用背书的央企也是可以违约的，这对整个市场的底线产生了巨大的裂痕。旁白：而这后果是什么呢？是非常可怕的：付鹏：债券泡沫离破灭临界点不远了：如果债券市场当下最终的结果真的超出大家预期，曾经信仰中最信任的都背叛了你，还拿什么去拯救交易员们呢？可以闭上眼睛想一想，债券市场没有了信用信仰而带来的恐慌情绪，会导致债券市场的风险偏好剧烈调整，由于杠杆会放大信用市场的恐慌，信用债基本已经没有了买盘，失去流动性没有流动性的结果就是反而暂时止跌了——收益率上行幅度相对有限（就算是一旦哪天信用债部分流动性恢复，信用债必然会补跌，而这个补跌的幅度必然是暴跌），此时金融机构开始遭遇赎回压力，正是资金负循环的初步演绎，由于信用债失去了流动性，就不得不减持债券组合中那些依然有流动性的品种，而这必然会导致本来非常优质、几乎没有违约风险的债券也大幅度遭到减持，而这必然也会削弱优质债券的流动性，他们被迫降杠杆，拥挤抛售下流动性风险和债市调整风险均将被进一步放大，引发流动性螺旋(Liquidity Spiral)，而流动性螺旋，会急速推升信用利差的拉大，最后融资成本急速升高，企业更难以做借新还旧，滚债务雪球的把戏，进一步增加了债务违约的风险，而这又会进一步促使信用市场收紧，加强了债务进一步违约的预期，预期进一步强化流动性螺旋，最后进入了债务违约——融资成本升高——更多债务违约的恶性循环。一切似乎都距离临界点不远了，游戏里的参与者已经感受到了风暴的来临，这就是一些债券交易员们已经开始感觉隐隐约约不安的地方，只是距离最后的信仰的崩塌还有可挽回之地，但金融的历史告诉我们，很多事情即便是你看的很清楚，但往往就是不可思议的发生了，这或许就是这个生态系统有意思的地方。
旁白：债券市场泡沫一旦破灭，那么结果是相当吓人的，但央行似乎目前对此不以为意，你看看下面就知道了：
短期内降准不可期
央行公开市场继续大规模逆回购，共计1400亿。加上昨日进行的MLF及上周三天逆回购操作，央行5日内向市场注水11020亿。中国央行公开市场今日将进行140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另外，公开市场今日有900亿元7天期逆回购到期。今日上海shibor隔夜和一周利率有所缓解。中信证券]固收团队分析认为，本周央行在流动性本来紧张的情况下还要对冲巨额到期逆回购，难以实现明显的流动性放量，资金紧张局面或将持续。央行通过7天逆回购配合MLF向市场投放流动性体现了央行与市场之间的博弈，短期内降准并不可期，流动性释放继续以逆回购搭配MLF为主。
旁白：确实不能再宽松了，你看看现在期货市场都火爆成什么样了，美林时钟都给玩成电风扇的背景下，再宽松货币，似乎不明智，但前提是债券市场不能出事。所以央行现在只能这么硬扛着，其实能扛多长时间，谁也不知道：
IIF：2016年全球投资者将从中国撤出5,380亿美元资金
周一(4月25日)，国际金融协会(IIF)估计，2016年全球投资者将从中国撤出5,380亿美元资金，尽管资本流出速度已下降。IIF表示，该数字比去年的6,740亿美元下降五分之一，但如果关于人民币“无序”贬值的担忧再现，则中国资本外流速度可能再度加速。由于中国资本外流规模庞大，以及持续外流可能引发汇率波动加剧，所以中国资本外流可能更加广泛地影响新兴市场。而汇率更加波动，则可能助长新一轮资本外流。“人民币急剧贬值可能引发全球风险资产再度遭到抛售，并引发证券投资资本逃离新兴市场，”IIF在报告中表示。“此外，人民币大幅贬值可能导致其他新兴市场一轮竞争性贬值，尤其是与中国有紧密贸易往来的国家。”不过暂时而言，资金流出速度缓慢。3月约350亿美元流出，年初以来总流出金额达到1,750亿美元，远低于2015年下半年的速度。IIF称中国当局在缓解人民币贬值担忧方面取得进展。他们强调，对于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关注要更多，而不是只关注人民币兑美元汇价。不过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是，外汇储备降到什么程度，中国当局会开始感到担忧。届时他们可能允许人民币再次下跌，或大幅收紧资本控制。外汇储备在2014年6月为4万亿(兆)美元，到2016年2月时已经降至3.2万亿美元。与多数国家相比该水平仍然很高。但如果用IMF开发的另一套方法计算，实际储备超出所需储备的幅度已降至15%，而不到两年前还是50%。“从这点来看，若不大力收紧资本管控，持续的资本大规模流出可能会使该国官方储备变得不足，”IIF称。2000年直至2014年底，外资流入中国的规模占到新兴市场的将近30%，达到3.6万亿美元左右。
每日综述：形势一天比一天更逼近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那一幕：市场悄然开始自发信用紧缩。债券市场违约潮，宛若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一个倒下，不断冲击交易员们信仰，即是金融危机前的预兆。信用紧缩有两种，一种是大领导拍桌子，逼着银行上门收债，譬如1993年，银行经理不能收回贷款，朱老板就要他们的脑袋，这是中国经济周期最常见的一种。还有一种，就是现在这种：债券，不管是企业债还是地方债，违约越来越频繁，市场自发上调债券收益率，一直到某个突发事件出现导致流动性枯竭为止。届时政府能做的，无非是兜底坏账然后汇率贬值，在此之前大规模资金外流潮已经开始了……。那就是噩梦，现在离临界点不远了。
中国未来可能只剩一个城市？竟然不是京沪深
城市的原本含义是城市聚落，是以非农业产业和非农业人口聚集而成的较大居民点。人口较稠密的地区称为城市，一般包括住宅区、工业区和商业区并且具备行政管理职能。有比较完善的居民区、街道、医院、学校、公共绿地等公共设施。
今天不讨论那些因为特定功能形成的城市，比如一些以旅游、特定产业为核心形成的城市，只说综合型城市。
综合型城市，一般具有比较发达的医疗、教育体系，这形成高素质人群的聚集，最终，形成一些生产效率更高的产业。更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医疗教育资源，就会形成更高效率的产业，这就会带动资产价格价格上升，中国的今天就是房地产。四大一线城市和部分其他综合性城市的房价远远领先于其他地区，就是这种原因。
这里还有一个特殊的概念，那就是生产效率和资源价格的匹配。我们知道，土地、居住费用、医疗教育支出都属于生产要素的一部分，都在影响着产业的资本投资收益率，当产业效率的提升速度赶不上生产要素价格的提升速度之后，城市的竞争力就会丧失，城市走向从繁荣到下滑之旅。
中国符合这些综合型城市标准的无非就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重庆、青岛等，再加上比较繁荣的省会，比如杭州、南京、武汉、济南、成都等等。
今天，为何有这样一个奇怪的题目，先看看在上海和深圳发生的事情，这几乎是中国两个最繁荣的城市，个人的意见是，即便北京也远远不如。
今年，上海和深圳是房价的明星，同比涨幅最大，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几个迹象。
第一，去年，上海市委书记韩正说到：控制房价是重要目标，当时，如松曾经解释说，这必定有深层次的内涵，很可能重要的产业出现了利润下滑的情形，也就是说，生产效率的提升赶不上生产要素价格的提升，这会蚕食产业的利润。当产业利润下降以后，这些产业就会迁徙到生产要素价格低的地方（全球流动），城市的竞争力下降。最终带来的效应就是城市人口下降。
近日有报道：截止2015年末，上海常驻人口总数2415.27万人，其中户籍常住人口1433.62万人，而外来常住人口981.65万人，比2014年的996.42万人下降了1.5%，外来人口净流出15万人，这是上海15年来首次出现外来常住人口负增长。虽然专家有多种解释，但基本属于主观臆断，实质上是在呼应韩正的讲话，上海的产业出现了问题，因为人流必定跟随产业而流动，产业是载体，这才是根本。第二，再看深圳，去年到今年，房价同比涨幅凶猛，但是，最近也多有外来人员开始返乡的报道。
从政府的意愿来说，房地产总是支柱产业，中国是通胀型经济，货币释放的速度远高于GDP增长的速度，多余的货币就只能推动资产价格，当今的中国，已经不存在全面推动房地产的可能性，只能是推动少数重点城市，当这些重点城市的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超过企业效率的提升以后，这些城市一样会从上升期迈入衰落期，而人口的外流就是根本标志。
我们记得，东三省的衰落就源于人口不断外流，这自然带来城市的衰落和资产价格的衰落。
实际上，这不仅反映在东三省，也反映在四大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中的广州，在房价上远远掉队了，真实的原因是：流入广州的外来工结束了长达三十年的净流入状况，从2013年就开始减少，同比减少3万人，这应该才是广州房价从四大一线城市掉队的根本原因，不出意外的话，上海、深圳也在出现广州在2014年发生的事情。
不要忘了中国的大周期，重化工业化正在完成，经济增速正在回落，这抑制了资本投资回报率的提升，当生产要素价格不断上升之后，就让中国经济失去竞争力，最终资本外流，这些资本过往主要集中在大型一线城市，最终会导致城市衰落。
那为何说中国最终会只剩下一个城市？这里的一个城市指的是比较具有活力的综合型城市，最终会是广州！
你可能说，如松在发烧，胡言乱语，或者说，你自己居住在广州，给自己脸上贴金吧，如松还没到那么庸俗的时候，何况本人也不知道可以在广州再居住两三年还是三五年，更不值得操这个心，原因不在这里。
最根本的原因是，广州从2013年就开始出现外来人口下降，但是广州的政策最先及时调整，有利于城市活力的恢复：
第一，在主要的城市中，广州的房价最低，而广州的政策是极力压制价格跟随其他城市上升。前段时间，广州管理部门公开声明，不会放开限购，真相是，不会因为房价落后而放开限购进而推动价格，背后的原因是保护产业的竞争力，我相信这是根本的原因。
第二，这几天《广州三大协会联合发文 叫停首付贷及房产众筹》，这是另外一个信号，城市管理者并不以房价落后而悲哀，而是以保护产业为核心，这也是保护其他产业的一项措施。当其它主要城市和珠三角的周边城市房价上升之后，广州就会形成价格"低地"，只要不断压制资产价格，反过来意味着其他产业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第三，广东等东南沿海地区，中小城市和农村很多人都没有真正执行独生子女政策，对于广州来说，只要产业保持竞争力，将来拥有巨大的后备人力资源，这种优势是所有北方城市不可比拟的。
从现在的种种迹象来看，广州的城市管理水平是最高的，可以客观地看到自身的问题，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思路。根本原因还在于：广州一直是开放的口岸，旅居海外的人口众多，大部分人都可以保持理性的思维（管理者似乎不愿意向其他城市跟风炒作房子，民众大多也不会愿意以离婚为代价炒房子），这深刻地影响了城市管理，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形独立制定政策，将自己的眼光放眼全国甚至世界。当然，这又成为让北京头痛的原因之一——属于刺头、不好管的范畴。
如松也走过很多城市，至少在个人的观点看，中国的城市中，或许只有广州还部分保留着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书香节的人山人海可以看出来，从周末广州购书中心的拥挤也可以看到，这是所有包括北京、上海在内的大城市都无法看到的情形，未来，这将是广州最大的优势。
相对其他城市，具有比较好的管理思维；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形制定自己的政策（并不会紧跟北京的政策）；周边具有人力后备资源；传统的保留；海外文化的深度影响，等等，这些都将让广州在未来很多年中领先其他综合性城市（房价落后其他一线城市，将成为第一个显著的标志，如果管理者继续延续这样的思路，仅此一项，就会让广州在未来很多年领先其他综合性城市，让经济更具有活力），或许，中国未来只剩下这一座真正的、有传统意味的、经济比较有活力的中心城市。
正和岛的忽悠
作者：令狐聪
正和岛这两年在中国搞得风生水起，又让不少人感觉神秘，不好理解。其实，只要把它跟中国的基本国情联系起来就很容易理解。
正和岛是由当今中国几千个超级富豪组成的一个全国性联谊组织。说起来，地方富豪组织起来相互提携、分享经验甚至分享性伙伴的俱乐部在当今中国也不罕见。但稍微通晓独裁统治、略知共产党独裁统治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独裁政权最忌恨的就是独立的、全国性的组织，并始终如一地对这类组织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和消灭。
一般的中国人组织个几个人的读书会都会受到当局的打击骚扰甚至抓捕判刑。然而，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正和岛却可以公开打出旗号，在全国各地高调成立一个又一个的分支、吸收会员，而且不但没有受到中共党组织及其政府公安机构、国家安全部门的任何打压，反而获得其公开的支持。
正和岛究竟是一帮什么人，会是谁的人，会说什么话，会维护谁的利益，由此不问可知。
作为一个超级富豪组织，正和岛也刻意炫耀其超级富豪性，高调宣扬其入门门槛高。
正和岛规定，其会员必须是所在企业的创始人、董事长、CEO（首席执行官）、总裁等首要决策者；其所在企业系独立法人企业，成立三年以上，且上一年销售收入须在一亿元人民币以上；投资类企业的管理资金规模须在十亿元人民币以上；或在新兴产业中具有未来成长性，正和岛会籍费为人民币每年3万元；会籍采用实名制，不得转让、继承和更名。
2012年6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正和岛从一开始就是会员阵容强大，目前在中国各地有大约3000名会员，其中包括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这样的中国数一数二的富豪。
稍微了解中国政情的人都明白，正和岛对中共统治集团来说是一个绝对保险的组织，或是中共的一个新的外围组织，其功用相当于中共豢养的所谓民主党派，中共政权可以拿来当摆设的花瓶，只是这个新花瓶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中共的权贵也介意侧身其中获得一种高档的炫富快感。
换句话说，假如马云，王健林这类超级富豪不是十分确信正和岛对中共统治绝对无害，他们就绝对不会加入它，因为超级富豪们之所以能在环境险恶的当今中国成为超级富豪，就是因为他们消息极其灵通，因为他们吃的饭，他们的发财秘诀就是揣摩中共政权及其权贵家族心意，投权贵所好，向权贵输送利益以便增进自家利益（如，王健林向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家输送利益，从而确保并增加自己的利益）。他们深知，哪怕让中共政权感觉有半点违逆或不顺眼都有可能招致倾家荡产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的灾祸。在这方面，“因心脏病突发死亡”的实德集团老板徐明只是最近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而已。
除了入会的高门槛，正和岛煞有介事地公布的名为正和岛“五诫”和“六规”的清规戒律，也显示了它的宗旨或志向不超过充当中共政权的花瓶。
其五诫是：1)无诚信的交往；2)无底线的商业；3)无尊严的人格；4)无原则的行善；5)无良知的享乐。
其六规是：1)理性地判断、建设性地表达；2)说话算话、恪守承诺；3)包容个性、尊重差异；4)不随便麻烦别人，不死缠烂打；5)不发口水贴、不兜售生意；6)不拿不宜公开的信息到岛外去晒。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看到这清规戒律或许会肃然起敬，但合格的高中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学生便有可能忍不住发笑，因为这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清规戒律其实毫无含金量，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可言；因为正和岛五诫和六规和中共卸任的总书记胡锦涛当年提倡的“八荣八耻”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梦呓。假如说正和岛的五诫六规也能算是正面价值，那么，不在自己或他人饭碗里排便，不向他人酒壶中撒尿，或不向他人食品或药品投毒之类可以堂而皇之地作为正面价值观提出了，一个死人甚至一块烂木头也就可以成为世人的道德楷模了。
这样的正面价值当然是笑话。最妙的是，或曰非常不幸的是，就连这种显然是最起码的为人为商的底线，中国的商人们也难以遵守——在当今盛世中国，大商家不以制造/出售有毒奶粉或食品、不以制造或贩卖假药谋利确实是几乎跟登天一样难了。（公平地说，这问题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也很严重，但这个问题超出本文讨论范围。）
从其公布的宣传及其活动记录来看，正和岛的清规戒律确实是不值得当真。靠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坑害公众大发横财并坐享其成，这算不算无诚信的交往？无底线的商业？无良知的享乐？许志永博士以极其和平和温和的方式呼吁官员公示财产以杜绝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这算不算理性地判断、建设性地表达？昧着天地良心，对当局残暴镇压这种理性和建设性的建言保持沉默，这算不算无尊严的人格？
正和岛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保持了沉默。其实，正和岛的五诫和六规假如简化为一句话，还可以更为清晰完整地表达其价值观取向：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但是，正和岛毕竟是价格不菲的高档品牌，当然不能货真价实地挂出“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牌子来。于是，被视为正和岛的灵魂人物之一的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2013年6月出场了。充满睿智的柳传志告诫正和岛成员要“聚焦、专注”于商业，不要谈政治，而要“在商言商”。
看到柳传志的这种言论，当时身为正和岛会员的企业家王瑛立即发表声明退出正和岛：“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截至目前，尽管柳传志所谓的“在商言商”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在中国国内，跟这一争议有关的正式报道和评论都不能或不敢把话挑明。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作为当事人的王瑛也不能或不敢把话挑明。其实，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的最基本的意思无非就是：党不喜欢的话坚决不说，党不喜欢的事坚决不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如今大凡文化水平在高三以上的中国人大概都很容易想到，在柳传志和正和岛其他官商、富商们看来，一起切磋如何谋求当局的支持镇压“恶意讨薪者”，如何隐瞒有毒奶粉的消息或发布“毒奶粉、坏疫苗其实害处不大”的消息，如何向当局的关键当权者及其家人输送利益以便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都是正经的在商言商；但讨论恶意欠薪的现象究竟为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坑害人民的痼疾，讨论实行新闻管制封锁毒奶粉消息如何戕害祖国的花朵，这些就是不正经的在商言商，讨论官商勾结对中国人（包括商人）的危害、对中国人长远利益的危害，这就是正和岛必须取缔的言行了。
正和岛明显是一个政治侏儒和道德侏儒，在中共的政治体制当中充其量只能扮演柔顺弄臣或附庸的角色。按理说，这种信息绝非中国的国家机密，而且也不是什么新消息。然而，近几天来，海外中文互联网上大量流传一篇笔名为“飞镖”的长文，一下子把侏儒给拔高了，而且拔高到令人惊恐的高度。飞镖文章的题目是：《正和岛，中国一个准政党的崛起》。该文声言：
“正和岛究竟是什么？可能没人能够准确说出它的属性，有的人说它是一个商业联盟，有的人说它是一个社交平台，有的人说它是秘密会社，有的人说它是政党雏形，有的人说它是亿万富翁俱乐部。其实这些说法都只能描述正和岛多面形象中的一个属性。正和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究竟想往什么方向去走，设计者和参与者应该都是心知肚明。从公开得到的信息来看，正和岛越来越不像一个商业组织，而是越来越像一个政党。”
飞镖在这里显然是有意无意地误导读者，因为飞镖显然不太明白现代国家的政党究竟是什么——任何一个政党至少要宣称自己要为公众谋利益，或增进公众的利益，但正和岛已经公开而明确地宣布自己是“在商言商”，并且身体力行之，正和岛作为一个组织与增进公众利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飞镖将政党的名称赋予正和岛显然有强加之嫌。
《正和岛，中国一个准政党的崛起》一文显示，飞镖的学术训练不够好，写作态度也不够严肃。例如，该文声称，“正和岛许多成员实际上在岛内的活动中进行了民主政治训练，发表了许多攻击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言论。”
飞镖的这种说法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在此处以及在他这一文章别处所显示的他与民主政治不共戴天的态度。这种态度其实可以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而价值观问题又是个人选择问题。毫无疑问，人们应当尊重飞镖以甘为顺民、甘当奴隶为荣的选择。但飞镖的所谓“民主政治训练”显然不符合事实，也足以让正和岛成员大呼冤枉——正和岛的性质决定了其成员在岛内接受的训练充其量不过是盗亦有道的训练（例如，如何相互协调瓜分市场或国有资产以避免两败俱伤）或交往规则训练（犹如金人庆、杜世成等中国高官摸索分享同一个情妇商人的规则一样，谁可以什么时候用那女人，用过之后如何交接，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用，或送给外人用、用多长时间等等，避免伤了和气）。
至于说正和岛成员“发表了许多攻击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则显然是无稽之谈。通晓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中共的花瓶民主党派多年来在私下开会时，甚至是在开全国政协年会小组会议时对中共政权有很多批评，甚至有激烈的批评，但每到关键时刻，它们总是会拿出中共所需的沉默，或发出中共所需的言论，从而表现出它们是中共顺从的哈巴狗，在主子不许它叫时绝不乱叫，在主子要它叫时可以恰到好处地叫，可以给主子解闷逗乐，帮主子吸引注意或转移视线，从而令中共乐意持续豢养至今。
换言之，飞镖耸人听闻地爆出正和岛成员“攻击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言论”显然是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少见多怪，也是飞镖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紧得大有皇帝不急太监急之嫌。实际上，飞镖的整篇文章都是以毛式阶级斗争理论外加死无对证的阴谋论为依据写成的，充满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尖叫，如：
“正和岛那么多公知资本家成员在内，是众所周知的反共代表人物，他们不但有自己的行动纲领([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一直强调的价值观)，还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并收取一定的会(党)费，建立自己的传媒机构，在各地组织豪强资本家集会。”
这些话显示，飞镖好像还不知道中国的资本家早就从精神上或组织上入党了，中共党组织及其政府和所谓的立法机构人大早就是一个富豪俱乐部了，而且王健林还是中共党代会代表。当然，即使是知道这一事实，飞镖也可以说，更可以说，“这正说明资本家已经打入我党内，形势危急，赫鲁晓夫正睡在我们身旁，甚至蠢蠢欲动。”
说到这里，人们不仅要纳闷：飞镖这些言论究竟是被正和岛忽悠的结果，还是他自己忽悠他自己的结果，还是他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50年前？
总而言之，正和岛就是一个大忽悠。明明是人格鄙琐的官商勾结，却声言自己要“拥有健康、阳光、负责任的价值观，追求成长、热爱学习、乐于分享”。
忽悠的方式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包括明明是A，却要声称自己是B。正和岛显然将这种忽悠当作自己的运作方式乃至生存方式。
当今中国网民赋予这种忽悠行为一种带色的指称：装B。但装Ｂ却把飞镖骗了。这应当说是正和岛的一个成功。但公平地说，正和岛很可能根本就没想骗飞镖之类的人，只是飞镖将正和岛过度解读，而且解读歪了。
正和岛这两年在中国搞得风生水起，又让不少人感觉神秘，不好理解。其实，只要把它跟中国的基本国情联系起来就很容易理解。
正和岛是由当今中国几千个超级富豪组成的一个全国性联谊组织。说起来，地方富豪组织起来相互提携、分享经验甚至分享性伙伴的俱乐部在当今中国也不罕见。但稍微通晓独裁统治、略知共产党独裁统治历史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独裁政权最忌恨的就是独立的、全国性的组织，并始终如一地对这类组织进行不遗余力的打击和消灭。
一般的中国人组织个几个人的读书会都会受到当局的打击骚扰甚至抓捕判刑。然而，在这种大背景之下，正和岛却可以公开打出旗号，在全国各地高调成立一个又一个的分支、吸收会员，而且不但没有受到中共党组织及其政府公安机构、国家安全部门的任何打压，反而获得其公开的支持。
正和岛究竟是一帮什么人，会是谁的人，会说什么话，会维护谁的利益，由此不问可知。
作为一个超级富豪组织，正和岛也刻意炫耀其超级富豪性，高调宣扬其入门门槛高。
正和岛规定，其会员必须是所在企业的创始人、董事长、CEO（首席执行官）、总裁等首要决策者；其所在企业系独立法人企业，成立三年以上，且上一年销售收入须在一亿元人民币以上；投资类企业的管理资金规模须在十亿元人民币以上；或在新兴产业中具有未来成长性，正和岛会籍费为人民币每年3万元；会籍采用实名制，不得转让、继承和更名。
2012年6月1日正式宣布成立的正和岛从一开始就是会员阵容强大，目前在中国各地有大约3000名会员，其中包括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云这样的中国数一数二的富豪。
稍微了解中国政情的人都明白，正和岛对中共统治集团来说是一个绝对保险的组织，或是中共的一个新的外围组织，其功用相当于中共豢养的所谓民主党派，中共政权可以拿来当摆设的花瓶，只是这个新花瓶拥有富可敌国的财富，中共的权贵也介意侧身其中获得一种高档的炫富快感。
换句话说，假如马云，王健林这类超级富豪不是十分确信正和岛对中共统治绝对无害，他们就绝对不会加入它，因为超级富豪们之所以能在环境险恶的当今中国成为超级富豪，就是因为他们消息极其灵通，因为他们吃的饭，他们的发财秘诀就是揣摩中共政权及其权贵家族心意，投权贵所好，向权贵输送利益以便增进自家利益（如，王健林向中国国家主席、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家输送利益，从而确保并增加自己的利益）。他们深知，哪怕让中共政权感觉有半点违逆或不顺眼都有可能招致倾家荡产甚至死无葬身之地的灾祸。在这方面，“因心脏病突发死亡”的实德集团老板徐明只是最近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而已。
除了入会的高门槛，正和岛煞有介事地公布的名为正和岛“五诫”和“六规”的清规戒律，也显示了它的宗旨或志向不超过充当中共政权的花瓶。
其五诫是：1)无诚信的交往；2)无底线的商业；3)无尊严的人格；4)无原则的行善；5)无良知的享乐。
其六规是：1)理性地判断、建设性地表达；2)说话算话、恪守承诺；3)包容个性、尊重差异；4)不随便麻烦别人，不死缠烂打；5)不发口水贴、不兜售生意；6)不拿不宜公开的信息到岛外去晒。
小学六年级的学生看到这清规戒律或许会肃然起敬，但合格的高中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学生便有可能忍不住发笑，因为这装腔作势借以吓人的清规戒律其实毫无含金量，没有任何正面价值可言；因为正和岛五诫和六规和中共卸任的总书记胡锦涛当年提倡的“八荣八耻”一样，是彻头彻尾的梦呓。假如说正和岛的五诫六规也能算是正面价值，那么，不在自己或他人饭碗里排便，不向他人酒壶中撒尿，或不向他人食品或药品投毒之类可以堂而皇之地作为正面价值观提出了，一个死人甚至一块烂木头也就可以成为世人的道德楷模了。
这样的正面价值当然是笑话。最妙的是，或曰非常不幸的是，就连这种显然是最起码的为人为商的底线，中国的商人们也难以遵守——在当今盛世中国，大商家不以制造/出售有毒奶粉或食品、不以制造或贩卖假药谋利确实是几乎跟登天一样难了。（公平地说，这问题也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这样的问题西方国家也很严重，但这个问题超出本文讨论范围。）
从其公布的宣传及其活动记录来看，正和岛的清规戒律确实是不值得当真。靠官商勾结操纵市场坑害公众大发横财并坐享其成，这算不算无诚信的交往？无底线的商业？无良知的享乐？许志永博士以极其和平和温和的方式呼吁官员公示财产以杜绝官商勾结、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这算不算理性地判断、建设性地表达？昧着天地良心，对当局残暴镇压这种理性和建设性的建言保持沉默，这算不算无尊严的人格？
正和岛对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保持了沉默。其实，正和岛的五诫和六规假如简化为一句话，还可以更为清晰完整地表达其价值观取向：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但是，正和岛毕竟是价格不菲的高档品牌，当然不能货真价实地挂出“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的牌子来。于是，被视为正和岛的灵魂人物之一的联想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在2013年6月出场了。充满睿智的柳传志告诫正和岛成员要“聚焦、专注”于商业，不要谈政治，而要“在商言商”。
看到柳传志的这种言论，当时身为正和岛会员的企业家王瑛立即发表声明退出正和岛：“我不属于不谈政治的企业家，也不相信中国企业家跪下就可以活下去……为了不牵连正和岛，我正式宣布退出正和岛……”。
截至目前，尽管柳传志所谓的“在商言商”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在中国国内，跟这一争议有关的正式报道和评论都不能或不敢把话挑明。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作为当事人的王瑛也不能或不敢把话挑明。其实，柳传志所说的“在商言商”的最基本的意思无非就是：党不喜欢的话坚决不说，党不喜欢的事坚决不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如今大凡文化水平在高三以上的中国人大概都很容易想到，在柳传志和正和岛其他官商、富商们看来，一起切磋如何谋求当局的支持镇压“恶意讨薪者”，如何隐瞒有毒奶粉的消息或发布“毒奶粉、坏疫苗其实害处不大”的消息，如何向当局的关键当权者及其家人输送利益以便为自己谋取更大的利益，这都是正经的在商言商；但讨论恶意欠薪的现象究竟为何成为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坑害人民的痼疾，讨论实行新闻管制封锁毒奶粉消息如何戕害祖国的花朵，这些就是不正经的在商言商，讨论官商勾结对中国人（包括商人）的危害、对中国人长远利益的危害，这就是正和岛必须取缔的言行了。
正和岛明显是一个政治侏儒和道德侏儒，在中共的政治体制当中充其量只能扮演柔顺弄臣或附庸的角色。按理说，这种信息绝非中国的国家机密，而且也不是什么新消息。然而，近几天来，海外中文互联网上大量流传一篇笔名为“飞镖”的长文，一下子把侏儒给拔高了，而且拔高到令人惊恐的高度。飞镖文章的题目是：《正和岛，中国一个准政党的崛起》。该文声言：
“正和岛究竟是什么？可能没人能够准确说出它的属性，有的人说它是一个商业联盟，有的人说它是一个社交平台，有的人说它是秘密会社，有的人说它是政党雏形，有的人说它是亿万富翁俱乐部。其实这些说法都只能描述正和岛多面形象中的一个属性。正和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究竟想往什么方向去走，设计者和参与者应该都是心知肚明。从公开得到的信息来看，正和岛越来越不像一个商业组织，而是越来越像一个政党。”
飞镖在这里显然是有意无意地误导读者，因为飞镖显然不太明白现代国家的政党究竟是什么——任何一个政党至少要宣称自己要为公众谋利益，或增进公众的利益，但正和岛已经公开而明确地宣布自己是“在商言商”，并且身体力行之，正和岛作为一个组织与增进公众利益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飞镖将政党的名称赋予正和岛显然有强加之嫌。
《正和岛，中国一个准政党的崛起》一文显示，飞镖的学术训练不够好，写作态度也不够严肃。例如，该文声称，“正和岛许多成员实际上在岛内的活动中进行了民主政治训练，发表了许多攻击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言论。”
飞镖的这种说法有两个大问题。一个是在此处以及在他这一文章别处所显示的他与民主政治不共戴天的态度。这种态度其实可以是一个价值观问题，而价值观问题又是个人选择问题。毫无疑问，人们应当尊重飞镖以甘为顺民、甘当奴隶为荣的选择。但飞镖的所谓“民主政治训练”显然不符合事实，也足以让正和岛成员大呼冤枉——正和岛的性质决定了其成员在岛内接受的训练充其量不过是盗亦有道的训练（例如，如何相互协调瓜分市场或国有资产以避免两败俱伤）或交往规则训练（犹如金人庆、杜世成等中国高官摸索分享同一个情妇商人的规则一样，谁可以什么时候用那女人，用过之后如何交接，什么时候可以一起用，或送给外人用、用多长时间等等，避免伤了和气）。
至于说正和岛成员“发表了许多攻击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言论”，则显然是无稽之谈。通晓中国政治的人都知道，中共的花瓶民主党派多年来在私下开会时，甚至是在开全国政协年会小组会议时对中共政权有很多批评，甚至有激烈的批评，但每到关键时刻，它们总是会拿出中共所需的沉默，或发出中共所需的言论，从而表现出它们是中共顺从的哈巴狗，在主子不许它叫时绝不乱叫，在主子要它叫时可以恰到好处地叫，可以给主子解闷逗乐，帮主子吸引注意或转移视线，从而令中共乐意持续豢养至今。
换言之，飞镖耸人听闻地爆出正和岛成员“攻击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的言论”显然是根本就不了解中国的基本国情，少见多怪，也是飞镖的阶级斗争的弦绷得太紧，紧得大有皇帝不急太监急之嫌。实际上，飞镖的整篇文章都是以毛式阶级斗争理论外加死无对证的阴谋论为依据写成的，充满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尖叫，如：
“正和岛那么多公知资本家成员在内，是众所周知的反共代表人物，他们不但有自己的行动纲领([正和岛创始人]刘东华一直强调的价值观)，还在各地建立分支机构，并收取一定的会(党)费，建立自己的传媒机构，在各地组织豪强资本家集会。”
这些话显示，飞镖好像还不知道中国的资本家早就从精神上或组织上入党了，中共党组织及其政府和所谓的立法机构人大早就是一个富豪俱乐部了，而且王健林还是中共党代会代表。当然，即使是知道这一事实，飞镖也可以说，更可以说，“这正说明资本家已经打入我党内，形势危急，赫鲁晓夫正睡在我们身旁，甚至蠢蠢欲动。”
说到这里，人们不仅要纳闷：飞镖这些言论究竟是被正和岛忽悠的结果，还是他自己忽悠他自己的结果，还是他对中国的认知还停留在50年前？
总而言之，正和岛就是一个大忽悠。明明是人格鄙琐的官商勾结，却声言自己要“拥有健康、阳光、负责任的价值观，追求成长、热爱学习、乐于分享”。
忽悠的方式有多种，其中最常见的包括明明是A，却要声称自己是B。正和岛显然将这种忽悠当作自己的运作方式乃至生存方式。
当今中国网民赋予这种忽悠行为一种带色的指称：装B。但装Ｂ却把飞镖骗了。这应当说是正和岛的一个成功。但公平地说，正和岛很可能根本就没想骗飞镖之类的人，只是飞镖将正和岛过度解读，而且解读歪了。
杨恒均：为啥说七、八年就要来一次？
【前言：今年是文革50周年，各种议论、评论铺天盖地，更多的是发泄。现帖出我2008年发表的《下一场文化大革命离我们还有多远》一文中的片段，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耐心看完，理性思考，再作评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我想大家都不能够否定，那就是毛感觉到政权不稳了，想发动文化大革命来保卫用枪杆子打了几十年才夺得的江山。那么，毛为什么觉得自己的江山不稳？是有人要夺权？是他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兴起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还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要来侵略中国？我想，这三点都兼而有之，然而都不是最重要的。
在发动文革前，毛已经把自己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弄得很高了，如果说他想更高，那也有可能，但却不足以让他发动对社会和文化具有摧毁性的文革。至于中国所有朝代面临的最大威胁——农民起义或者武装起义，老毛比谁都清楚。老毛自己就是靠农民起义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所以，1949年后他三下五除二，从经济、思想上彻底解除了农民的“武装”。熟读史书的毛也很清楚，因为中国历史都无情地显示：中国农民不被一个腐败的朝代折腾个七八代人，弄得民不聊生了，卖儿卖女的话，仁厚、老实、胆小的农民是不会揭竿而起的。至于第三个原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胁，就更是无稽之谈了，老毛即便错误地判断美苏要入侵中国，他也从来没有害怕过。
我没有任何理由为老毛辩护，但我想说的是，他当时确实没有受到多少来自各方面的威胁，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保卫自己政权又从何说起？如果把老毛说成是一个心眼狭小，说成是一个变态的人，或者干脆说他七十岁以后老糊涂了，很容易解决问题，大家就不用讨论了，可是，那样是不是也太简单了？毕竟，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类似文革的运动，有些规模很小而已。这就让我们不能只是从老毛个人因素来考虑问题，而要深入到制度，把制度和人的因素结合起来，探索一下文革爆发的最大根源（由于不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我的有些结论很可能已经早有学者和专家提出来过）。
毛泽东感觉自己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作为开国之君，他对这个政权的感情难道不超过任何人？当他感觉到威胁时，他自然要起而捍卫。那么这威胁来自何方？正是来自政权内部，来自他自己的手下的同志们。按说如果那个威胁是来自个别的同志，他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可是他还是发动了文革，因为在他的眼里，那些威胁了他的地位和政权的不只是某位国家主席或者少数走资派，而是大批的已经开始集体朝资本主义走的同志加部下，而且他已经无法借助自己创立的体制去自救。
老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1949年后他就脱离了中国和世界的实际，他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了如指掌，却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稀里糊涂；他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窍不通，却对自己创立的体制清清楚楚。他感觉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在腐化堕落，他感觉到周围的战友都开始享受革命果实了，这和他的理想相差很远——他怎么办？等着那些贪污腐败的同志和部下把民众激怒起来，最后弄得人民揭竿而起打倒他们，从而也推翻自己来之不易的政权？
那种事就是中国几千年密密麻麻的历史上每一页都记载的，老毛不会重蹈覆辙，可是由于他创立的这个体制却从本质上无法消除权贵们沦落为鱼肉民众的贪腐分子，建国后他虽然搞了各项运动也都毫无作用，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办法（说是发明，其实这个体制里的每一个最高领导都会走上这一步），从下面发动群众来对付夹在自己和群众之间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精英们。
毛泽东很清楚，当一个政权开始腐败的时候，人民群众迟早有一天要造反，要来革当时那种“文化”的命，可是，到那个时候，人民群众要革的就不光是那些腐败分子，而是滋生和怂恿了这种腐败的制度和政权本身，就是要革老毛打下的这个江山的命。他能够坐以待毙吗？与其等待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革命，不如自己先出来挑起这场革命，在自己的带领下，把中间那些腐败和走资本主义的坏分子革掉。来一次由自己亲自组织和指挥的“群众自发的运动”，打一场政权保卫战，这当然和有些学者说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手里的权力是殊途同归，那个政权就是他创立的，他手里的权力也是来自于那个政权。
于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管现在那些曾经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文革遗老们如何怀念那场“自发的”革命，他们其实都是在老毛操纵下的扯线公仔，从头到尾，老毛——只有老毛一个人，没有失去对文革的指导权和控制权。
现在评价文革，意见和分歧都不是太大，对于我们民族，那是一场浩劫。可是，大家也许还可以换个角度问一句，如果没有当初那场浩劫，毛创立的那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维持到今天苏联和东欧都土崩瓦解了，我们还在搞中国特色？
现在有那么一批学者和当时受到折腾的当权派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如果1949年后不接二连三地搞那些运动，特别是如果老毛不发动文革，中国将是另外一种美好的样子——言下之意，是好几亿人民被一个老毛带上了歧途。我还是那句话，这样说如果能够让我们这些“人”心里感觉舒服些，那也无妨。但那样评价历史，就有些站不住脚了。让我们不禁要问：老毛睡到天安门广场中间去之后，十几亿中国人又是被谁带着，在往哪里走？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搞了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但都没有老毛搞得彻底，这是否使得中国成为地球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原因之一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让我们幸免遇难，别逗了——在我们改革最成功的时候，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超过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我就不妄下结论了，只想说，文革是不是灾难要看对什么来说，对于你，对于我，对于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来说，也许是灾难，但对于巩固政权，长治久安，也许就另当别论了。
当事后诸葛亮很容易，现在有很多人出来说了，如果当时不搞文革，我们的经济就如何发展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就如何提高了，这话没有错。但当时就真没有什么问题？文革就真是平地而起？当时的那个体制难道比现在的更进化？更先进？更具有代表性？当时的社会真的没有问题？例如官员的绝对权力和贪污腐败，官员的堕落和不顾民间疾苦等等。谁能够告诉我当时没有出现让普通民众咬牙切齿的情况？难道那时实行的是一种能够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社会制度？谁能够告诉我1965的社会主义制度比2005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有效的阻止了绝对权力、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一个人民公社的书记几乎就是一个小皇帝，用给人做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搞女人不说，还享受了当时民众根本无法想象的特殊待遇（当时民众没有钱，有钱也无法享受到）。请问，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真那么美好？还是那种美好只存在于被民众愤而起来折腾的官员和精英们的身上？
文革的残酷也许掩盖了文革前的黑暗，这都有可能，我也无法多说。但我却知道1995年的中国和2005年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在一个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要优于1965年的社会制度的今天，却涌现出那么多下层民众怀念老毛，那么多年轻人喊着如果老毛回来，我们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定会把那些贪官污吏一个一个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当然，那些叫嚣要再来一次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知道有限，但那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无法深入反思文革，反思下去就会有很多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说起文革，他们脑海中出现的图片和文字都是那些类似的批斗场面：国家主席惨死，国家主席的老婆脖子上挂着乒乓球串起来的珍珠项链，省委书记的家被炒，省长被插上牌子被批斗，他们贪污腐败的生活被揭露，各级党委被清洗，他们家里的物件包括黄金和值钱的字画被抢夺，知识分子精英被批斗，一些领导人被迫搬出了小别墅，有些领导人甚至失去了保姆，连司机也没有了，在一个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里生活的走资派的子女们享受到特权，结果被勇敢的红卫兵打得遍地找牙……
啊！这就是文革？如果这就是文革，你走到街上随便拉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一下，问一下他们是否想再来一次？我告诉你，他们不但想再来一次，而且他们这一次还想把所有的官僚都拉到街上去排队，要枪毙他们。他们说什么来着？对了，他们说，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保不准会漏掉一大批鱼肉民众的贪污腐败分子！
再脱离中国低层老百姓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如果文革以类似的形式死灰复燃的话，至少不下于八到九个亿的低层民众（他们的财产加起来将让他们成为世界上至今最贫穷的人类族群）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书记和部长、厅长、局长、镇长推上批斗台甚至断头台，他们的“革命”激情一点也不会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狂热的民众要低多少。他们甚至会振振有辞地说：上一次文革我们被老毛忽悠了，我们是为他而造反，这一次，嘿嘿，我们是为自己！
共和国在1965年遇到的问题，现在照样存在，因为基本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普通民众在当时看到的问题，现在不但依然存在，很可能更加严重；毛泽东当时感觉到的挫折，现在的领导人也一样碰到。
【后记：看完我2008年写的这几段，希望你对中国问题、体制和我们自己有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一窝蜂的发泄，一边倒的反思，不利于我们看清问题，甚至那本身就是文革这种极端运动留在我们思维中的烙印。我最希望认真看完的读者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一，如果不用革命的方式，不采取民主的方法，却又想保持江山、彻底反腐，难道文革不是唯一的途径？而这唯一的途径又一定会又一次把全民族带上疯癫之路。
二，在试图保持体制不做较大变革的情况下的“长治久安”，对改革的抵制主要来自哪里？当然是官僚和利益集团，看看十八大后的怠政，以及各地各利益集团对改革措施的抵制，还不明白这种上(英明领导)和下(底屋民众)结合，打倒官僚、折腾知识分子、铲除中产阶级的“文革模式”？这种破坏法治的模式既可让触手可摸(最大的权力腐败是摸不到的)的腐败暂时收敛，又可让并没得到什么好处的老百姓心里感到好受一点(“奶奶的，我终于可以把欺压我的村长和县委书记了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客观上让民怨沸腾的制度得以跨过一道坎。老毛说，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不是没有他的“道理”的。你可能觉得你比老毛聪明，但对他建立的这个制度，估计他比你更了解吧？
三，全面文革不可能重来，但文革的部分东西，甚至最重要的都分，从来没离开过我们。只不过有时换一种形式而已。文革中造反派抄官员的家，一直被作为最恶劣破坏法治的案例，但我是不是可以弱弱问一句：1949年实行公有制，地主、资本家被干掉，农民土地被公有，那些靠革命上来的屌丝领导，家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古玩字画和金银财宝，哪里来的？抄家的清单现在都不敢公开？如果你还没明白，我再点醒你一下：如果让你去抄郭X雄、徐X厚的家，你认为应该吗？
四，没有几个家庭比我家在文革中受到过更多冲击，尤其对处于成长期的我来说，阴影更重，超过成人，我当然不会为文革辩护。但在现有条件下，从各方面多角度反思文革，是很有必要的。尤其一些年轻人，一定多看些事实，对照国际共运史与西方制度演变史一起研究，会让你从根子上彻底摆脱文革加诸我们身上的枷锁。避免用文革的遗毒来反思文革。避免纯发泄以及过份强调一个方面，不提另外一些因素。例如有官员说网民在网上批评官员就是搞文革，因为文革中批评、打击官员的“言论自由”是现在根本没法比的，当时唯一不能碰的是老毛。有些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一奇葩大民主，也难怪被有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官员忽悠了。
五，中国真正走出文革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已经努力了近20年，而现在有些累暂时退出了的事业。以上讨论是在没有实现“自由、法治、民主”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请参与讨论的网友注意语境、环境与现实。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众说纷纭，但有一点我想大家都不能够否定，那就是毛感觉到政权不稳了，想发动文化大革命来保卫用枪杆子打了几十年才夺得的江山。那么，毛为什么觉得自己的江山不稳？是有人要夺权？是他看到了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兴起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即将爆发？还是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要来侵略中国？我想，这三点都兼而有之，然而都不是最重要的。
在发动文革前，毛已经把自己在全国人民中的威信弄得很高了，如果说他想更高，那也有可能，但却不足以让他发动对社会和文化具有摧毁性的文革。至于中国所有朝代面临的最大威胁——农民起义或者武装起义，老毛比谁都清楚。老毛自己就是靠农民起义和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所以，1949年后他三下五除二，从经济、思想上彻底解除了农民的“武装”。熟读史书的毛也很清楚，因为中国历史都无情地显示：中国农民不被一个腐败的朝代折腾个七八代人，弄得民不聊生了，卖儿卖女的话，仁厚、老实、胆小的农民是不会揭竿而起的。至于第三个原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威胁，就更是无稽之谈了，老毛即便错误地判断美苏要入侵中国，他也从来没有害怕过。
我没有任何理由为老毛辩护，但我想说的是，他当时确实没有受到多少来自各方面的威胁，那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保卫自己政权又从何说起？如果把老毛说成是一个心眼狭小，说成是一个变态的人，或者干脆说他七十岁以后老糊涂了，很容易解决问题，大家就不用讨论了，可是，那样是不是也太简单了？毕竟，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类似文化大革命运动不仅仅是中国，几乎每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出现过类似文革的运动，有些规模很小而已。这就让我们不能只是从老毛个人因素来考虑问题，而要深入到制度，把制度和人的因素结合起来，探索一下文革爆发的最大根源（由于不是专门研究这方面的，我的有些结论很可能已经早有学者和专家提出来过）。
毛泽东感觉自己的政权受到了威胁，作为开国之君，他对这个政权的感情难道不超过任何人？当他感觉到威胁时，他自然要起而捍卫。那么这威胁来自何方？正是来自政权内部，来自他自己的手下的同志们。按说如果那个威胁是来自个别的同志，他完全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可是他还是发动了文革，因为在他的眼里，那些威胁了他的地位和政权的不只是某位国家主席或者少数走资派，而是大批的已经开始集体朝资本主义走的同志加部下，而且他已经无法借助自己创立的体制去自救。
老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从1949年后他就脱离了中国和世界的实际，他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了如指掌，却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稀里糊涂；他对世界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一窍不通，却对自己创立的体制清清楚楚。他感觉到自己打下的江山在腐化堕落，他感觉到周围的战友都开始享受革命果实了，这和他的理想相差很远——他怎么办？等着那些贪污腐败的同志和部下把民众激怒起来，最后弄得人民揭竿而起打倒他们，从而也推翻自己来之不易的政权？
那种事就是中国几千年密密麻麻的历史上每一页都记载的，老毛不会重蹈覆辙，可是由于他创立的这个体制却从本质上无法消除权贵们沦落为鱼肉民众的贪腐分子，建国后他虽然搞了各项运动也都毫无作用，于是，他发明了一个办法（说是发明，其实这个体制里的每一个最高领导都会走上这一步），从下面发动群众来对付夹在自己和群众之间的官僚和知识分子精英们。
毛泽东很清楚，当一个政权开始腐败的时候，人民群众迟早有一天要造反，要来革当时那种“文化”的命，可是，到那个时候，人民群众要革的就不光是那些腐败分子，而是滋生和怂恿了这种腐败的制度和政权本身，就是要革老毛打下的这个江山的命。他能够坐以待毙吗？与其等待人民群众自发地起来革命，不如自己先出来挑起这场革命，在自己的带领下，把中间那些腐败和走资本主义的坏分子革掉。来一次由自己亲自组织和指挥的“群众自发的运动”，打一场政权保卫战，这当然和有些学者说他是为了保护自己手里的权力是殊途同归，那个政权就是他创立的，他手里的权力也是来自于那个政权。
于是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不管现在那些曾经生活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文革遗老们如何怀念那场“自发的”革命，他们其实都是在老毛操纵下的扯线公仔，从头到尾，老毛——只有老毛一个人，没有失去对文革的指导权和控制权。
现在评价文革，意见和分歧都不是太大，对于我们民族，那是一场浩劫。可是，大家也许还可以换个角度问一句，如果没有当初那场浩劫，毛创立的那个政权能够维持下去？维持到今天苏联和东欧都土崩瓦解了，我们还在搞中国特色？
现在有那么一批学者和当时受到折腾的当权派倾向于这样一个观点：如果1949年后不接二连三地搞那些运动，特别是如果老毛不发动文革，中国将是另外一种美好的样子——言下之意，是好几亿人民被一个老毛带上了歧途。我还是那句话，这样说如果能够让我们这些“人”心里感觉舒服些，那也无妨。但那样评价历史，就有些站不住脚了。让我们不禁要问：老毛睡到天安门广场中间去之后，十几亿中国人又是被谁带着，在往哪里走？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搞了类似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但都没有老毛搞得彻底，这是否使得中国成为地球上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原因之一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改革和发展让我们幸免遇难，别逗了——在我们改革最成功的时候，我们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没有超过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我就不妄下结论了，只想说，文革是不是灾难要看对什么来说，对于你，对于我，对于经济发展和民族文化来说，也许是灾难，但对于巩固政权，长治久安，也许就另当别论了。
当事后诸葛亮很容易，现在有很多人出来说了，如果当时不搞文革，我们的经济就如何发展了，我们的生活水平就如何提高了，这话没有错。但当时就真没有什么问题？文革就真是平地而起？当时的那个体制难道比现在的更进化？更先进？更具有代表性？当时的社会真的没有问题？例如官员的绝对权力和贪污腐败，官员的堕落和不顾民间疾苦等等。谁能够告诉我当时没有出现让普通民众咬牙切齿的情况？难道那时实行的是一种能够避免这些情况发生的社会制度？谁能够告诉我1965的社会主义制度比2005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有效的阻止了绝对权力、贫富分化和贪污腐败？在我的记忆中，当时一个人民公社的书记几乎就是一个小皇帝，用给人做政治思想工作方法搞女人不说，还享受了当时民众根本无法想象的特殊待遇（当时民众没有钱，有钱也无法享受到）。请问，文革前的中国社会真那么美好？还是那种美好只存在于被民众愤而起来折腾的官员和精英们的身上？
文革的残酷也许掩盖了文革前的黑暗，这都有可能，我也无法多说。但我却知道1995年的中国和2005年的中国是什么情况。在一个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要优于1965年的社会制度的今天，却涌现出那么多下层民众怀念老毛，那么多年轻人喊着如果老毛回来，我们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他们一定会把那些贪官污吏一个一个个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
当然，那些叫嚣要再来一次文革的年轻人对文革知道有限，但那不是他们的错，是我们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是制度的问题。由于我们现在无法深入反思文革，反思下去就会有很多问题。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说起文革，他们脑海中出现的图片和文字都是那些类似的批斗场面：国家主席惨死，国家主席的老婆脖子上挂着乒乓球串起来的珍珠项链，省委书记的家被炒，省长被插上牌子被批斗，他们贪污腐败的生活被揭露，各级党委被清洗，他们家里的物件包括黄金和值钱的字画被抢夺，知识分子精英被批斗，一些领导人被迫搬出了小别墅，有些领导人甚至失去了保姆，连司机也没有了，在一个人民生活水平还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里生活的走资派的子女们享受到特权，结果被勇敢的红卫兵打得遍地找牙……
啊！这就是文革？如果这就是文革，你走到街上随便拉一个普通中国人问一下，问一下他们是否想再来一次？我告诉你，他们不但想再来一次，而且他们这一次还想把所有的官僚都拉到街上去排队，要枪毙他们。他们说什么来着？对了，他们说，如果隔一个枪毙一个，保不准会漏掉一大批鱼肉民众的贪污腐败分子！
再脱离中国低层老百姓的知识分子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有那么一个机会，如果文革以类似的形式死灰复燃的话，至少不下于八到九个亿的低层民众（他们的财产加起来将让他们成为世界上至今最贫穷的人类族群）会毫不犹豫地把那些书记和部长、厅长、局长、镇长推上批斗台甚至断头台，他们的“革命”激情一点也不会比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狂热的民众要低多少。他们甚至会振振有辞地说：上一次文革我们被老毛忽悠了，我们是为他而造反，这一次，嘿嘿，我们是为自己！
共和国在1965年遇到的问题，现在照样存在，因为基本的社会制度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普通民众在当时看到的问题，现在不但依然存在，很可能更加严重；毛泽东当时感觉到的挫折，现在的领导人也一样碰到。
【后记：看完我2008年写的这几段，希望你对中国问题、体制和我们自己有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一窝蜂的发泄，一边倒的反思，不利于我们看清问题，甚至那本身就是文革这种极端运动留在我们思维中的烙印。我最希望认真看完的读者思考这样几个问题：
一，如果不用革命的方式，不采取民主的方法，却又想保持江山、彻底反腐，难道文革不是唯一的途径？而这唯一的途径又一定会又一次把全民族带上疯癫之路。
二，在试图保持体制不做较大变革的情况下的“长治久安”，对改革的抵制主要来自哪里？当然是官僚和利益集团，看看十八大后的怠政，以及各地各利益集团对改革措施的抵制，还不明白这种上(英明领导)和下(底屋民众)结合，打倒官僚、折腾知识分子、铲除中产阶级的“文革模式”？这种破坏法治的模式既可让触手可摸(最大的权力腐败是摸不到的)的腐败暂时收敛，又可让并没得到什么好处的老百姓心里感到好受一点(“奶奶的，我终于可以把欺压我的村长和县委书记了打翻在地，还踏上一只脚”)，客观上让民怨沸腾的制度得以跨过一道坎。老毛说，文革要七、八年来一次，不是没有他的“道理”的。你可能觉得你比老毛聪明，但对他建立的这个制度，估计他比你更了解吧？
三，全面文革不可能重来，但文革的部分东西，甚至最重要的都分，从来没离开过我们。只不过有时换一种形式而已。文革中造反派抄官员的家，一直被作为最恶劣破坏法治的案例，但我是不是可以弱弱问一句：1949年实行公有制，地主、资本家被干掉，农民土地被公有，那些靠革命上来的屌丝领导，家里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古玩字画和金银财宝，哪里来的？抄家的清单现在都不敢公开？如果你还没明白，我再点醒你一下：如果让你去抄郭X雄、徐X厚的家，你认为应该吗？
四，没有几个家庭比我家在文革中受到过更多冲击，尤其对处于成长期的我来说，阴影更重，超过成人，我当然不会为文革辩护。但在现有条件下，从各方面多角度反思文革，是很有必要的。尤其一些年轻人，一定多看些事实，对照国际共运史与西方制度演变史一起研究，会让你从根子上彻底摆脱文革加诸我们身上的枷锁。避免用文革的遗毒来反思文革。避免纯发泄以及过份强调一个方面，不提另外一些因素。例如有官员说网民在网上批评官员就是搞文革，因为文革中批评、打击官员的“言论自由”是现在根本没法比的，当时唯一不能碰的是老毛。有些年轻人并不知道这一奇葩大民主，也难怪被有些不愿意被批评的官员忽悠了。
五，中国真正走出文革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我已经努力了近20年，而现在有些累暂时退出了的事业。以上讨论是在没有实现“自由、法治、民主”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下，请参与讨论的网友注意语境、环境与现实。
强国就是这么任性
现代版向全世界宣战？这正是我们国家在做的事情。现在在地铁上，回家细更。这段时间发生的种种让我对这里的绝望感极度加剧。
4.28更：
不好意思，琐事缠身，来晚了。
相信很多人已经知道了4月8日的海关新政，包括了税改，前后两次的跨境电商商品正面清单，没想到这几日又出杀招。
我先说说之前的海关新政内容，除了税改以外，4月7日突然公布了一个跨境电商商品正面清单，将奶粉、牛奶、化妆品和很多保健品等跨境购买最多的几个类目商品隔绝在外。由于事发突然，几乎所有跨境电商的商家和品牌方都晕了，怒了！一个国家，可以没有任何缓冲，突然和你说从即日起你仓库里堆积如山的东西都不能卖了！要么销毁，要么退运。没人受得了。于是经过多方几天和中国政府的斡旋，后来又公布了一个正面清单补充版，将牛奶开放，奶粉延迟到了2017年底，增加了几个保健品的类别，作为缓和。
你以为这些就结束了，错了，2016年的4月，必然在世界商业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就在前几日，又突然圣召降临，如下：
“现接到海关通知，暂停先入区后报关模式，所有跨境进区货物都按正常模式清关，商检出具通关单，现在途的请提供一般贸易资料，否则无法清关，导致滞港，商家自信承担责任。”
以下为转一般贸易货物需要提供的全部资料，请查收，谢谢！！！
报备之前进行新企业备案。
1，营业执照，经营许可证
2，食品卫生许可证
3，进口食品进出口商备案（备案流程请参考附件）
4，进口商报检10位代码
5，进口商海关10位代码
6，食品流通许可证
正式报检所需资料如下，表格请参考附件：
1，进区报备表
2，产品明细单
3，货物清单
4，进出口商备案截图
5，原产地证书（乳制品需提供官方输华乳制品卫生证书）
6，国外官方卫生证书
7，标签样张
包括：原标签及其翻译件、中文标签。
a,已取得网上标签备案号的，在标签样张同一版面注明标签备案号。
b,未取得标签备案号的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有获奖证书标识、清真食品标识、人物形象标识等的，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c,未取得标签备案号的预包装食品，需要申请标签备案的，需提交标签备案申请。（具体请参考附件标签备案须知）
8，进口食品适用标准声明
9，进口食品添加剂成分说明
10，进口预包装食品成分说明
11，进口预包装食品营养成分检测报告
12，进口食品安全承诺书
13，质量检测报告（乳制品）
14，进口商同类产品销售记录
15，发票，箱单，合同
16，海关商检认为特殊情况所需提供的其他单证
以上这么多洋洋洒洒，主要意思及时现在的跨境电商的商品要和大贸一样走报检，贴中文标签和拿卫生证书。唯一不同的就是税。
这还玩P啊。很多国外品牌方立马表示不玩了，“中国已经没有了跨境电商，又回到了2年前。”“阿里巴巴就是最大的骗子，他们让我们把货运过来，然后说我们不这么玩了，现在突然改规则了，只能这么玩了。你的东西烂在仓库里了或者在船上进不来了和我没关系！”。
有些人可能不理解以上要拿的这么多文件是干什么的，要知道以前跨境电商只要做好商品备案这些文件都不需要，更不需要贴中文标签。特别是《乳制品需提供官方输华乳制品卫生证书》，了解大贸的人都知道，很多国外的奶粉和牛奶工厂根本没有，这需要在中国备案的。等于刚刚开放的牛奶和奶粉又掐了。如此反复，谁受得了。
看官以为这样就结束了，远没结束。
接下来又收到一则通知，上海保税仓–基森仓暂不收货了。就这样，原因没说，让商家自己想办法。可怜很多商家东西还在船上，现在告诉你不收货了，那只能转投杭州或宁波的保税仓，但万一这些仓库容也满了呢?还有从上海港拉过去的海关监管车的费用呢？一律不管，反正你自己去搞，我们就发通知。简直把国外商家当猴耍！
一系列的无赖行径彻底撕破了这个国家的最后面皮。很多国外商家直接吐槽：其实你们就是不要脸了，其实就是要关掉跨境电商，逼着你做大贸。但是不直接说，无限提高门槛，至于我们造成的损失，算我们倒霉。我们不玩了，阿里的股票，慢慢跌吧。
唉，看着吧，指不定这几天还搞出什么幺蛾子呢。我们靠这个行业吃饭的人，省电了，这几天慢慢关灯吃面吧。
4.28更：
不好意思，琐事缠身，来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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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外官方卫生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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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原标签及其翻译件、中文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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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未取得标签备案号的预包装食品，标签上有获奖证书标识、清真食品标识、人物形象标识等的，需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c,未取得标签备案号的预包装食品，需要申请标签备案的，需提交标签备案申请。（具体请参考附件标签备案须知）
8，进口食品适用标准声明
9，进口食品添加剂成分说明
10，进口预包装食品成分说明
11，进口预包装食品营养成分检测报告
12，进口食品安全承诺书
13，质量检测报告（乳制品）
14，进口商同类产品销售记录
15，发票，箱单，合同
16，海关商检认为特殊情况所需提供的其他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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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评：挟文革令天下 毛左疯狂抢占舆论高地
随着文革（专题）50周年的临近，各类讨论和文章开始密集出现。加之中央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戚本禹的意外离世，更是加剧了人们对于文革的关注热情。而在为数众多的关注者中，毛左派群体为了抢占舆论高地的所作所为，尤其突出。
于4月24日举行的戚本禹追悼会，虽然有关部门曾事先 通知非亲属禁止参加，并对当地某些人“重点关照”，但现场仍有四百余人前来送别。其中包括红歌会、山西毛学会等民间左翼团体的代表，并有汪晖、严海蓉、阳 和平、马社香等知名学者和张宏良、秋石客等左翼人士，以及原文革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和张春桥的子女等戚老生前故旧友好多人，或亲自到场或委托他人 赠送了花圈。
戚本禹是谁？当人们追掉这位文革小组最后一名成员时， 是否意味着对于文革某个剖面的怀念？作为文革期间的风云人物，戚本禹即使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文革成就了他的传奇，使得他在短时间内从宣传干事摇身一变为 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但同时，文革也葬送了他的青春岁月，身陷囹圄将近20年。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同时作为施害者和受害者的他，却在余生的时间里不遗余力 地捍卫者毛泽东和江青的形象。
虽然很难将所有千里迢迢赶来的追悼者等同于文革的怀念 者，但至少戚本禹作为毛左派的典型代表，其背后的拥趸们通过这种追掉的形式向世界做了说明：即便在文革结束40年的今天，依然有为数众多的群体，包括各个 阶层，各个年龄段，都在怀念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那段给所有中国人心头埋下阴影的混乱十年。
戚本禹的逝世让中国社会的“毛左”又一次集团浮出水面（图源：VCG）
如 果说追掉文革最后一块活化石是毛左派在行动层面抢占舆论高低的手段，那么不久前由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中国政治学会科学发展与政治和谐专业委员会联合举办 的当前网络舆论斗争新动态问题研讨会，则是在思想层面的再一次发力。与会者中，不仅包括中央组织部原部长张全景、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中国社会科 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还有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原部长姚有志、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周新城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原所长王一程。从红色文化网对于会议 内容所做的披露来看，与会者基本上站在了左派的立场来看待文革以及发动这场运动的毛泽东。
比如在其看来，今年以来，境内外敌对势力有两个突出动 向：一是借“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结束40周年之机，用制造谣言、歪曲事实、夸大其词等手段，无限制地放大“文革”的错误，抹黑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 毛泽东；二是因为绝望而失去耐心，把矛头直接指向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散布流言蜚语，曲解中央的战略思想和方针政策，攻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 二者相互挂钩、相互渗透，其目的都在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把独立的社会主义中国变成依附式资本主义的中国，即殖 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
所幸的是，左右派在是否需要反思文革的问题上是有共识 的。比如有与会者提出，“深入反思文革的历史教训是必要的。”但反思是有条件的，即“必须坚持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所谓合规律性，就是必须坚持历史唯 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所谓合目的性，就是要从激发正能量的立足点出发。”在这样的前提下，必须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与“文革”的错误区分开来；必须 把毛泽东领导“文革”与林彪、四人帮的捣乱破坏区别开来；必须把“文革”和“文革”时期区别开来。
而对于如何反思文革，与会者也提出了一个令右派都拍手 称赞的建议，虽然这个建议的初衷为的是在与敌对势力的舆论较量中占据主动权。“建议党和政府的有关部门通力合作，对于重大历史细节问题，尤其是‘文革’中 的热点历史细节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是怎么回事就承认怎么回事，是谁的责任就归于谁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堵塞境内外敌对势力造谣生事的空间，给 后人留下一个颠扑不破的真实历史。”
以史为鉴，为的是在今天不再重复同样的错误与弯路。对 于文革这段复杂且残酷历史的反思，同样如此。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日前在一次公开活动中表示，中国崛起最大的国内挑战，便是极左思潮。“在崛 起过程中，我们面临最大挑战是内部。以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国内挑战是极左思潮。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因素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威胁。从 1949年到现在，左倾、右倾对中国的发展、中国的强大、中国的进步都有影响，但极左的负面影响是最大的，没有任何一种思想对中国发展、进步和强大产生的 负面作用超过极左思潮。严防极左思潮是保证国内不出现颠覆性的危机，不使整个民族崛起、民族复兴出现颠覆性的后退。”
记者与左右派的文革亲历者以及研究者交流过程中，也深切地感受到了人们对于反思文革的强烈诉求。虽然在左派看来，右派是在借反思文革颠覆现有政权，是“醉温之意不在酒”，而在右派看来，左派的所谓 反思不过是在为毛泽东该承担的历史责任辩护，是对于历史真相的感性表达，但至少值得庆幸的是，在诸多问题上水火不容的左右派，在反思文革的问题上罕见地达 成了“共识”。接下来，随着文革50周年的临近，就看中共执政者是否有足够勇气和自信来面对文革这道绕不开的坎儿了。
奶茶妹妹也没用了 京东市值2天跌44亿美元
2016年4月26日，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7.48点，报4888.31点，跌幅仅为0.15%。而京东股价重挫8.6%收于25.07美元，总市值 344亿美元，而前一个交易日（4月25日）其股价下跌3.07%。也就是说，在本周的前两个交易日，京东股价共计跌破11%，其对应市值蒸发44亿美 元。而就在近日，据新华社报道，瑞银成功协助京东完成10亿美元债券发行，其中5年期到期收益率为3.125%，10年期到期收益率3.875%。这是京 东首次发行国际美元债券。
目前，标准普尔授予京东“BBB-”的长期企业信用评级，而这一评级系数和BAT三家相差甚远。百度发行的债券，惠誉给予A评级，穆迪给予A3评级；腾讯债券，标普给予腾讯和腾讯通过其中期票据项目发行的任何债券A-评级；阿里巴巴的美元债券，标普给予A+评级。
评级机构的核心竞争力是历年来积累下的公信力，其主要的业务是对债务评级。其中包括非金融类公司信用评级、金融类公司信用评级、保险类公司信用评级、基金类评级，还有一个就是政府信用评级，这些评级主要针对的是债券，三大的评级直接影响到债券的价格，所以举足轻重。
百度2012年在美国首先发行了15亿美元债券，2014和2015年分别又发售了10亿美元和12.5亿美元。腾讯在2014年发行25亿美元债 券，3年期收益率为2%，5年期到期收益率3.4%。阿里巴巴在2014年发行80亿美元债券，是亚洲史上最大规模企业债。
京东是海外上市中国互联网公司市值第四大，但是京东的评级却是最低，发债成本最高。
这样的评级结果可能与京东财报及京东金融的进展有关。
2016年3月初，京东公布了2015年第四季度和全年业绩报告。从财报来看，京东在收入和交易大幅增长的同时，亏损额也在迅速扩大。2015年全年， 京东总收入1813亿元，同比增长58%，但净亏损却也高达94亿元，比上一年的50亿元增加了88%。显然，这样一份亏损额高达94亿元的财报也将京东 推入了尴尬的境地。
从京东金融来看，进展远不如蚂蚁金服。2015年7月，蚂蚁金服完成A轮融资，估值超过450亿美元（合 2927.655亿人民币）。6个月后，2016年1月16日，京东金融也成了A轮66.5亿人民币的融资，估值达到466.5亿人民币。从1月以后，对 于谁会先搞定B轮融资，谁会先上市的探讨就从未间断过。2016年4月26日，蚂蚁金服对外宣布，公司已完成B轮融资，融资额为45亿美元。此次融资完成 后，农村、国际化和绿色金融是蚂蚁金服下一步的主要发展方向。部分媒体表示，B轮融资完成后，蚂蚁金服的估值达到了600亿美元，超过京东总市值，仅次于 BAT三家市值。
从供应链金融、消费金融以及众筹板块来说，京东都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供应链金融是京东金融最早推出的金融服务，目前有“京保贝”和“京小贷”两个产品，且拥有小贷牌照。同时，消费金融和众筹领域都早于蚂蚁金服。但为什么上市进展不如人意呢？
京东金融业务的控股公司是北京京东尚博广益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目前，京东尚博广益的唯一股东是北京京东叁百陆拾度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尽管京东尚博广益本 身并未直接与境外公司有可变利益实体（VIE）安排，但在美国纳斯达克交易所上市的京东集团通过VIE方式，控制了京东叁佰陆拾度，从而间接控制了京东尚 博广益。
京东金融目前仍是外资的VIE结构，如在国内上市，需先“解封”VIE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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